蔡晓鹏《百年拂尘》系列：循经探脉：国共博弈期的“钱袋子”与“枪杆子”（年—年）

（征求意见第二稿修订版）

古今中外，战争的本质是争夺社会财富和财富支配权的暴力对抗。围绕国家和地区统治权的战争，归根结底是争夺社会财富占有支配权的战争。

年“四一二”和“七一五”，标志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由此国共两党、两军从联合转向武装对抗，史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年-年，国共结成抗日统一战线，联合抗日，史称“第二次国共合作”，年6月，国共和谈破裂，内战全面展开；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共及其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取得全面胜利，蒋介石率残部败撤台湾。

军事力量和科技经济实力是决定战争走向的物质基础。战争的胜负转化，与各方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直接相关。国共胜负之争，正是这种转化的过程和结果。

把“枪杆子”与“钱袋子”分开研究和表述，人为割裂两者内在联系的传统叙事，必须打破！没有枪杆子，钱袋子保不住；没有钱袋子，枪杆子也保不住。这个常识性大道理，只需捅破一层窗户纸，很多历史现象，就可豁然开朗，一目了然。

对这段还在延续的历史，还需更全面、深入研究和诠叙；才能逐渐改变历史虚无主义占主导话语权的格局，恢复“存实求真”的史学逻辑。

从十个角度阐述：

第一章、启迪：北美独立战争和孙中山的奋斗

?北美独立战争和美元

?孙中山的奋斗与钱袋子

第二章、北伐战争，为什么蒋介石能最终胜出？

?凭借苏联军事援助

?凭蒋介石紧紧抓住与宋家的关系

?蒋政权在经济上赢了武汉政府

?银弹战略

第三章、与民“争食夺利”的诸国军

?纵兵掠民的中央军

?抗战期晋绥军的“自营经济”

?新桂系的“自营经济”

第四章、中国革命各个阶段经济来源和政策演变

?外援依赖（一期）阶段

?红军“劫富”阶段

?生命与土地换经济阶段

?左倾烧杀路线危害

?外援依赖（第二期）过渡阶段

?转向以枪杆子保护人民权益换取经济输血和自立更生阶段

?不与民“争食夺利”的人民军队

?根据地人民的贡献和牺牲

?“土改”是“枪杆子”的胜利保障

第五章、决定红军生死的藏区筹粮

?第一阶段（年6月——年9月）

?第二阶段（年9月——年9月）

第六章、年，华野“新区借粮策”

第七章、年，十兵团入闽筹粮机制

第八章、决胜淮海的后勤保障较量

?前奏

?“枪弹殆尽”的蒋军三大军事集团

?国民党将领的回忆

?决胜之道：人民战争的伟力

第九章、蒋家王朝灭亡：军事失败、金融崩溃和中间势力“弃蒋拥共”

?孔祥熙功过

?国民政府抗战准备

?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财政赤字与美援

?抗战期间的美援

?战后国民政府“三桶金”

?被内战拖垮的国民政府财政金融

?通膨螺旋上升之源

?枣核型社会经济结构下的中间势力“弃蒋拥共”

第十章、苏联军事援助是东北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致胜的重要因素

?东北解放战争期间

?朝鲜战争期间

第五章、决定红军生死的藏区筹粮（年3月-年9月）

粮食从来是一支军队赖以生存的第一需要。

年5月至年8月，红军三大主力在川康藏区的马尔康、诺尔盖、黑水、小金、红原、松潘、藏县、康定、丹巴等地经过和停驻长达16个月。在此期间，与军事威胁相比，粮食问题才是成为关系红军存亡的最大威胁。

红军活动范围区包括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卢宁、丹巴、甘孜、炉霍、道原、康定、雅江、得荣、巴塘、理塘、乡城、稻城、白玉、新龙、于达等）15个县市以及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理县、藏县、小金、金川、马尔康、黑水、松潘、江原、诺若尔盖、壤塘、阿坝）等12县市。

这些地区，地处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海拔高、地域贫瘠，雪山、草甸为主要地形地貌。东部为半农半牧部，西部为牧区。地广人稀。据《川边季刊》载《屯区鸟瞰》一文记载，年，四川藏区年粮产量约亿斤，储量约1,万斤。粮食以青稞为主，少量玉米。

川康藏区虽然敌军初始只有刘文辉在康定的一旅驻军，不足以威胁红军；但受国民党污名化宣传和历史上汉藏对立因素，藏区的士司、宗教首领和藏羌少数民族群众，多对红军持敌对态度。对红军实行“坚壁清野”、武力侵扰偷袭。红军未到，原住藏民已全部逃离。

一、第一阶段：年5月——年9月（红一、四方面军第一次会师）

张国焘、徐向前部（红四方面军、后左路军），于年5月突破嘉陵江，进入藏区。毛泽东、周恩来部（红一方面军，后右路军），翻过夹金山，与张徐部先遣部队在6月13日会师于四川懋功（小金县）达维镇。6月25日，在懋功以北70公里的两河口镇的关帝庙，两军联席会议，就进一步明确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向、行动方针和统一战略指挥三个问题，达成共识。此时，两军共有兵力约10万人，每天耗粮15万斤。

尽管，张徐部为迎接毛部过江入川，于6月间在茂县，汶川，理潘（今理县）及懋功（今小金县）组织了第一次大筹粮。包括：在地方游击队帮助下没收汉族地主豪绅存粮，高价收购百姓存粮（每斗玉米，约40斤，付银元4至5元）。总筹集粮食多万斤。除去会师前自耗，存粮只够两军10天左右的维持。

六月下旬，两河口会议前，粮食补给危机已出现。邓颖超回忆：“长征中除了作战，最大的困难是粮食问题，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而部队进入四川西北部藏族地区时，粮食就更困难。只好尽力寻找各种能吃的东西来吃！挖野菜，吃死马肉，把皮带、皮包等煮了吃。”（《回忆党的光辉战丰历程——访邓颖超同志》，《新华月报》，年1）

红一军团聂荣臻回忆：“这一带人烟稀少，又是少数民族地区。部队严重缺粮，我们几乎天天为粮食发愁”（《聂荣臻回忆录》，p）

李德回忆：“在懋功北面就根本不见人迹了。村落和院落被遗弃了，储存的粮食被收藏和撤走了，牲口也被赶走了，周围根本没有任何可以买到或者可以从地主那里没收到的东西，不管人家愿意与否，我们不得不拿走所搜出的一切，甚至最后一粒粮食，并且不得不接二连三地派征粮队进山去逐猎散游的牲畜。”（李德：《中国纪事》，p）

时任红三军团11团团长王平回忆：“当时部队没有吃的，不得不宰杀藏民留下的猪狗牛羊”，“藏民有时晚上跑下山来，在驻地外边喊：‘红军，你们什么时候走啊？你们再不走，把粮食吃光了，我们就得饿死’”（王平回忆录，p）。在反动活佛、土司头人指挥下，“藏民采取各种方式进击，袭击红军，有的组成骑兵队伍，在草原上流动作战，有的隐蔽山林，向红军打冷枪；有的捕捉杀害红军的伤员和掉队者。”（刘统《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的斗争始末》，p59页）

斯诺《西行漫记》提到，红军进入藏区“第一次遇到了团结起来敌视他们的人民”，“部族的人就从进军途上后退，坚壁清野，把所有粮食，牲口，家畜等都带到高原去，整个地区没有人烟”，红军“有钱，但是买不到吃的，”以致成为“他们在这一段行军途中所吃到的苦头远远超过以前的一切。”（《西行漫记》）

朱德回忆：“我们越往北走，给养情况就越发严重......而林彪、聂荣臻所率的红一军团从6月26日开始北进就缺粮。战士干部都吃不饱，腿没有劲，冲锋无力。”（马尔康县地方志办公室主编、《红色记忆：红军长征在四川》，p）红一军团肖锋《长征日记》记叙：“在部队行进过程中，粮食日渐成为威胁我军生存的大问题，就连不负担战斗任务的直属队，18天就减员人，占全队总人数近百分之十。”（肖锋：《长征日记》）

两河口会议期间，红军总政治部提出“粮食就是生命，粮食就是政治”。（黄涛，《红军长征珍记》，p）

同期，红军总政治部下发《关于收集粮食的通知》、《关于粮食问题的训令》，强调公平买卖，申明“绝对禁止强买粮食，私买粮食不给钱，群众不在家不给钱”等纪律。7月3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在马尔康卓克基官寨召开，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张国焘、博古等重点讨论了备战筹粮工作。同日，红军总政治部下达训令，提出“目前我们正处在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的战斗关头，为实现这个历史任务，克服目前放在我们面前的粮食困难，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的任务。”（红色记忆：《红军长征在四川》p）

年7、8月间，为发动松潘战役和准备过草地，红一、四两军分兵全力筹粮。分两片区域：一是黑水、毛尔盖（毛部）；二是党坝、卓克基、松岗、马尔康、梭磨地区（张徐部）。这一年藏区青稞大丰收在望。由于藏民外躲，这次筹粮，购粮只占极少部分，打士司有一部分，主要方式是留白条“借粮借畜”。

年7月18日，红军总政治部颁发了由林伯渠起草的《关于收割番人麦子事的通令》，以保证收割工作顺利有序的进行。同时派人四处寻找藏民回家，按当地粮价，付给现洋，或请他们转给尚未回家的藏民。

通令共九条。包括：一“各部队只有在用其他办法不能得到粮食的时候，才许派人到番人田中去收割已熟的麦子。”二“收割麦子时，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采取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为保证收割顺利进行，将麦田统一划给各单位去割，登记编号，并规定时间、任务。由于找不到田主，事实上只能无区别的“剃头”。

红一军团，第一次从7月5日——8月15日，筹粮75万斤；第二次从8月15日——8月25日，筹粮40万斤，合计筹粮万斤。

毛尔盖粮食委员会的筹粮任务，大部分在黑水完成。据肖锋《长征日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第二辑等史料载，驻毛尔盖的红军曾分两路到小黑水区域的扎窝、晴朗、麦扎、知木林一带“借粮”，重点在扎窝。红军仅在扎窝就“借粮”万斤，还有大批牲畜和肉、油。

据载，年7——8月两次筹粮，两大主力红军以黑水为中心，共“借粮”万斤，借用各类畜油1万斤，“借宰”各类牲畜3万余头（折合肉类万余斤），还有一大批牛羊皮、野兽皮、牛羊毛。在驻扎期耗用万斤粮食，两军北上、南下共带走万斤。

“借粮”实是抢夺藏民的生计，是红军为了生存采取的一种不得已的方法。肖锋在《长征日记》里写到：“我们借粮食后，都留下条子，这种借粮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们一边吃，一边心里难过”（该书p）。

由于严重缺粮，毛部过草地减员近万，约60%。

毛部在突破天险腊子口前夕，因刚走出草地，粮食奇缺，体力已达极限。甘肃迭部县19代卓尼土司杨积庆有藏兵2万，被胁迫围堵红军。对国民党军阀鲁大昌，有深仇大恨的杨积庆，佯装围堵红军，暗地放水，派杨景华到“崔谷仓”与红军接头，开仓供粮30多万斤，大大缓解了红军“燃眉之急”。林伯渠在给借据盖印时，一时恍惚，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财政部印章遗留在“崔古仓”。年夏，红四方面军进入甘南藏区后，杨士司仍然让路护道，开仓放粮，助红军过腊子口，在临潭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并安置红军伤病员多人。年8月25日，鲁大昌策动杨士司手下团长叛乱，在“博裕”枪杀杨土司一家7口（年10月，甘肃省人民政府追认杨积庆为革命烈士）。

年8月27日，毛部到达了巴西、阿西、包座一带，粮秣消耗尽净。按统一组织，在8月30日—9月3日，以“留条借粮”形式，5天内筹粮多万斤（原指标.8万斤）和一部分牛、羊。

年9月17日，毛部突破腊子口，进入甘南农区。毛部红军，度过了最艰难的饥荒时期。

年9月18日20时，在鹿原里，毛泽东就部队行动和严整纪律问题致电彭德怀及彭雪枫、李富春，要求“部队严整纪律。没收限于地主及反动派，违者严处。”（《毛泽东年谱》上卷，p）。这是突破腊子口的第二天。9月21日，下令取消“留条借粮”。9月22日，部队抵哈达铺。在哈达铺会议上，毛泽东又重申，部队的供给“仍然以打土豪为主，吃地主的，不能侵占工农的利益。”（甘肃省军区党史资征集办公室编《两军大会师》，p）

年10月19日，毛部（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至止，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陕北后，中共中央对没收征发政策予以严格限定，基本停止了通过大规模的打土豪来解决红军给养的方法。年10月24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禁止毁农县和打土豪事的命令》，规定在苏区内打土豪要经过纵队政治部的批准，要经过当地政府和群众组织的同意，并由他们派人同去没收，否则严禁打土豪。（见此令p）

张徐部9月下旬南下时，又在马尔康、金川一带筹粮万斤以上（见《红军长征过马尔康》中共阿坝州党史研究资料，第8期，p27）。时任三十一军93师团团长张培荣回忆：“我们团在卓克基每人筹集到四五十斤青稞炒面”（张培荣：征途）“红四方面军仅在查北村就筹集到4万多斤粮食，牦牛多头、骡马20余匹。红九军在脚本足孔龙一个村就筹集到7万多斤粮食。”（见《红军长征过马尔康》，中共阿坝州党史研究资料，第8期，p29）

年，在保安，毛泽东曾对斯诺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是红军拿了藏民的粮食而欠下的债，有一天我们必须向藏民偿还我们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拿走的给养”（红军长征在四川，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P）。邓小平评价藏族百姓：“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邓小平文选，P）。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曾在中南海怀仁堂对阿坝藏族代表，当年参加红军、长征到陕北的天宝说：“你们的民族很伟大，你家乡的百姓真好，在中国革命的危机关头，是他们帮助了我们。在那里我们是触犯了纪律，把老百姓的牛羊杀来吃了和把他们地里的庄稼给割了，他们没有计较，还把家里所有吃的供给我们过雪山草地用。所以，我曾讲过，中国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牦牛革命’，我们是对你家乡欠下了债的，请你回去代我向他们表示问候和感谢，待到全国富裕起来后，我是一定要去向他们还债的。”（徐立峰，《消失的渡口》，p）

二、第二阶段：年9月——年9月（张徐部南下北上期）

年7月，中共中央通过《告康藏两番民众-进行西藏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草案）。指出：“康藏的民众要结束这种水深火热的情况”，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四川少数民族红军传》p29）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很快北上离开藏区。这一任务，则由南下回到川康藏区的红四方面军实施。

年9月上旬，中共中央率一、三军团先行北上后，到10月底张徐部主力南越夹金雪山进行“天、芦、名、雅战役”及“百丈关战役”前，约8万红军在川康藏牧区停留一个多月时间。兵败百丈关后，年3月25日——年7月4日，张徐部4万余红军，在阿坝州甘孜、小金驻扎修整、分兵筹粮，建立根据地，迟迟未定移兵北上的决心。年7月1日，贺龙、任弼时率二、六军团从北陵金沙江、越过玉龙大雪山，分左、右两纵队抵川西重镇甘孜与张徐部会师。7月2日，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甘孜召开会议，讨论两军北上因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问题。会议由张国焘主持，任弼时作长篇发言，严肃批评张国焘的错误。当面质问张国焘：

一是：批评张国焘盗用中央名义调红二、六军团到甘孜。任弼时说：“你借用中央名义调我们是不对的。你把我们调来干什么？你要吞并我们！”

二是批评张国焘的南下路线是完全错误的。任弼时说：“这样做分散了红军主力，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把我们逼到草地里，粮没粮，草没草，吃没吃，穿没穿，给红军造成很大损失。......你打算在天全、芦山建立根据地？敌人教训了你，吃了败仗，损失很大，这些力量用到陕北去，用到抗日前线去，那将起多大作用？”

三是批评张国焘曾自立中央。

四是任弼时坚决反对张国焘西进青海的战略主张。认为：“我们唯一的道路就是北上，与中央会合，这个公开了，就应立即北上。”

贺龙、朱德、刘伯承、关向应等态度鲜明，发言一致支持任弼时。会议决议，两军立即共同北上陕甘，与中央会合。7月4日，两军分兵从康藏区过境北上（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途径草地，腊子口。7月5日，二六军团宣布成立红二方面军。红六军团于8月25日到达甘南陇南市宕昌县哈达铺（回汉、农牧区），与先期进驻的红四方面军第九军部会合。红二军团，红二方面军总部于9月1日到达哈达铺。

年8月9日——10月4日，红二、红四方面军在哈达铺驻扎近2个月，筹集粮饷，休整兵力；建立46个区，乡、村苏维埃政权，2,多人枪的哈达铺游击队。为执行中央“宁夏战役”决策，先后发起岷（州）洮（州）战役（红四）和成（县）徽（县）两（当）康（会）战役（红二），控制了甘南广大地区，形成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师的有利态势。10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10月下旬，红一、二方面军在隆德县将台堡会师。10月22日，三大红军主力会师于会宁，结束长征。

在三军会师之前，四方面军和二方面军在藏区自筹粮草，数量巨大，远远超出四川藏区的粮食供给能力。三大主力红军在当地百姓人均年有粮不足公斤，有畜不到两头的情况下，前后16个月共筹粮4,万斤。其中红四方面军为主，红二方面军为辅，在川西北藏区，共筹粮2,万斤——3,万斤（包括非购买性‘借粮’），牲畜20万头、熬制土盐5,余斤（李星，《红军长征在雪山草地的粮食问题，西藏研究》，31）。

超出四川藏区储量总量3倍，占全区年产粮总量约40%的军粮，究竟是怎样筹集的？或者说，奇迹是怎么创造的？重点介绍张徐部的“创新破困”之策。

与第一阶段红军藏区筹粮时无根据地依托，无人民和上层阶层支持，被“坚壁清野”和不得不“留条借谷借畜”相比；第二阶段红军藏区筹粮，由于采取了依托以中共领导和红军帮助下，开辟了少数民族自治为特点的联邦制“川康革命根据地”，将发动藏族贫苦大众与团结、统战藏族上层领袖（土司、活佛）相结合，将没收汉族地主和极少数反动土司土地，粮财与市场交易、大户捐献相结合等创新措施，找到了“解困”之路。

从年3月-年8月，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康广大地区转战16个月，先后创建了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领导下的属松理藏（又称川西北），金川（又称川西），天芦雅（又称川康边）和康道甘（又称康北）四块根据地，陆续建立了“1个大区政权，5个省级政权，17个县级政权、38个区级政权、个乡级政权，至少村级政权”。形成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比陕甘边区地域规模更大的川康革命根据地（田利军：《年代中期川西北及康北空色政权研究》），为红四方面军生存和战略转移，提供了战略大后方点和加油站。

（一）、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与四大革命根据地、两个藏族自治共和国

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根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集中全力向西线进攻，配合中共红军强渡金沙江、大渡河北上入川作战”的电令，发起嘉陵江战役。经24天激战，控制了嘉陵江和涪江之间平武、江油、彰明等地，随后，红四方面军全部撤出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

1、松理藏革命根据地（年5月-年9月）：

年5月初，红四方面军为创建川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而赤化川康陕甘青等省，实现与中央红军会合，建立新的中央根据地。相继发起“土门战役”、“千佛山战役”，突破了川军“土门封锁线”——北川河谷。相继占领了茂县、理番、威州（今汶川县）、懋功（今小金县）以及松潘县广大地区。

年5月18日-5月30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在茂县宣布成立“中共中央西北特区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西北特委），”张国焘任书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张国焘任主席。声明：“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的成立，建立了西北革命斗争的中心，统一了西北各民族解放斗争领导。”“只有中华苏维埃政府和西北联邦政府，才是中国和西北民众自己的政府，唯一救中国西北穷人的政府。”由于瑞金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已名存实亡，处于“流亡”状态，西北联邦实为当时中共仅存的大区级红色政权。（还在组织大渡河战役的中共中央，曾发电不予承认。）

中共西北特委，将川陕省委收组为川康省委（周纯全任书记），陆续成立了北川、松潘、汶川、理番、茂县、懋功、平南等县委。

西北联邦政府又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改为“川康省人民政府（熊国炳、周纯全先后任主席）。成立了9个县级苏维埃政府及各乡村级苏维埃。包括：茂县回民苏维埃自治政府，懋功藏民苏维埃自治政府。”

在川康省委、省政府领导下，红四方面军派大批政工干部到地方，参与松理藏地区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建设。建立了工会、农会（贫农团）、妇女会、共青团、少先队、童子团等群众组织；组建了若干红军独立师、独立团及游击大队。积极开展锄奸镇反，清匪除霸、土地革命；同时注意培养回、藏、羌民族干部，对少数民族上层实行团结政策。

各族人民在粮食紧缺情况下，积极为红军筹粮筹款，主动为红军担任向导和翻译，搜集情板，运输军需，救治伤员，修路架桥，动员外逃民众返乡生产生活。

大批羌、藏青壮年参加红军。5万人口茂县，有约2千人参加红军。年9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松理藏，转兵大、小金川，松理藏革命根据地随之告终。

2、金川革命根据地与格勒得沙共和国（年10月-年7月）

年9月中下旬，拒绝随中央北上的张国焘，在阿坝召开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提出进占大、小金川流域，创建川康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主张。随即发起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经20多天激战，击溃川军6个旅，俘获人枪3,余，相继占领控制了川西大小金川广大地区。

年10月5日，张国焘主持卓木碉（马尔康、脚木足）会议，决议成立第二“中央”；决议成立中共大金省委（书记：邵式平、后周纯全，副书记曾传六），成立四个省属县道委：绥靖县委、崇化县委、绰斯甲道委、绰斯甲道委。同时成立大金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邵式平），下辖懋功、绥靖、绰斯甲、崇华、扶边、卓克基、党坝、丹巴、金汤等县苏维埃政府和阿坝特区、绥靖回民苏维埃政府。

年11月12日，在绥靖恢复“西北联邦政府”（主席邵式平，副主席中有刘伯承和藏回代表）。下辖土地部、粮食部、教育部、保卫部、劳动部、财政经济部、秘书处、内务部、军事部、少数民族部、条例起草委员会、回民委员会等。

年11月18日，西北联邦主席兼大金省苏维埃主席邵式平在绥靖城隍庙群众大会上，宣布成立“格勒得沙共和国及其中央革命政府”（取消大金省苏维埃政府）。演唱《格勒得沙共和国国歌》，这是藏族历史上第一个人民革命政府。中央政府主席（克基·肯上，后改任副主席），副主席、各部部长均由选举产生的藏人担任。红军代表姜春南任秘书长。共和国归大金省委和西北联邦政府领导。同年，成立有人规模的“格勒得沙革命军”。

格勒得沙革命党。年12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革命政党-格勒得沙革命党成立，选举产生党中央。党部设绥靖会城。年1月1日，该党中央发布《格勒得沙革命党党章》，明确：“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少数民族的唯一救星和领导。格勒得沙革命党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实现民族独立、平等，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保护胜利。”年春，成立由格勒得沙革命党领导的“青年革命党”，工作中接受少共金川省委指导。中央总部主要领导人之一，有建国后西藏自治区主席、党委书记的天宝（桑塔悦希，藏族）。还成立了喇嘛教改进会、番民联合会、童子团、少先队、姐妹团等群众组织。

共和国辖原大金省苏维埃管辖的所有区域，含5个县及区、乡、村四级政权，主要负责由选举产生或上级委派；均由藏、回族人士担任。

年3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到康北地区。3月26日，撤离懋功会城。到4月下旬，共和国领域大部分被敌军侵占。年7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北上，格勒得沙共和国全部丧失，大批干部随军北上。

3、天芦雅革命根据地（年11月-年2月）：

年10月下旬，根据卓木碉会议决议，红四方面军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通）战役。经10余日激战，击溃川军17个旅、毙伤俘敌人5万余人，占领了宝兴、天命、芦山、荥经、青依江以北和懋功以南的川康两省交界处的青依江流域的大片区域。这是西康地区东进成都的必经之地。

为巩固这一新区，中共西北特委和红四方面军开展了大规模建政，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战略行动。

年11月中旬，中共西北特委在芦山县成立四川省委（书记傅钟），少共四川省委（书记罗华明）。年1月，在芦山县大板桥村宣布成立四川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熊国炳），陆续建立了天全、芦山、宝山、名山、荥经、雅安、太平的县委，县苏维埃，下辖28个区苏维埃，78个乡苏维埃。

天芦雅革命根据地成立后，抓了三件事：

一是组建地方革命武装，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在雅安、芦山、大金、宝兴，各建一个独立团，兵力达5,多人。各区、各乡成立了红军独立营，独立连等游击队。7万多人口的荥经县就组织了1,多人的红军游击队。

二是广泛建立各级群众组织，积极开展土地革命，支援红军作战：

三是为红军筹粮筹款筹兵：

仅雅安县8个乡镇打土豪户，筹粮46万斤，腊肉6万斤，猪肉油6千多斤。仅有7万人口的荥经县为1万多红军提供了40余天口粮军需。天全、荥经、芦山三县，近3,人随主力红军长征。

4、康道甘革命根据地与博巴依得瓦人民共和国（年4月-年7月）

年2月初，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六七个师和川军主力，大举进犯“天芦雅革命根据地”和“金川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决定“敌进我退”，撤离根据地，翻越夹金山，向西康北部转移。为夺取康定，开辟康西北抗日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发起“康（定）道（孚）炉（霍）战役”。经20多天作战，重创川军刘文辉部，生擒国民党西康宣抚使诺那喇嘛，控制了东起懋功、丹巴，南至隆化、秦宁，西达甘孜，北接草地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以炉霍为中心的康（定）道（孚）甘（孜）革命根据地。

年4月，在炉霍县成立川康省委（书记邵式平等），同时红四方面军抽调大批政工干部充实地方，迅速在康北各县（道孚、秦宁、玉祥、炉霍、甘孜、隆化、雅江等县）建立县委；帮助藏民建立了6个县级博巴（藏语“藏族之意”）及人民政府（道孚、秦宁、炉霍、甘孜、瞻化、雅江）。

年5月，西北联邦政府在甘孜组织有16县多名代表参加的“博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成立统一战线性质的藏族自治政府-博巴依得瓦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德格土司泽旺登照任主席，副主席有格达（甘孜县白利寺五世活佛）、达吉·孔撒（土司）。党代表邵式平。在甘孜县、炉霍分别成立汉人自治委员会。

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主要任务：

（1）、创建藏族革命武装，配合主力红军作战：

红四方面军将丹巴藏民独立师改称为大金川红军独立二师，划归博巴中央政府领导。又在6个县组建了博巴自卫军，兵力1万多人。此外，还成立了番民骑兵连，警卫连。

（2）、积极培训藏族青年干部，广泛建立群众组织，大力开展生产运动，军队帮助生产。

（3）、停止打土豪，土改。落实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支持；筹粮取得奇效。

根据中共西北特委炉霍会议《关于加强与藏族上层人士合作的决定》。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陈昌浩与甘孜寺仲萨活佛、白利寺格达活佛签订了《互助条约》，与甘孜县德格土司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标志康北地区以“兴番灭蒋”为政治基础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博巴中央政府主席孔撒土司捐献给红军窖藏粮食18万斤。格达活佛支持红军青稞3万多斤，豌豆4千斤。

各级博巴卫政府成立了粮食部和设粮食委员，负责为红军筹粮及给养。仅炉霍县就为红军筹粮80多万斤，食盐1万斤，酥油2千多斤，牲畜4万多头（匹、只）。

各族群众踊跃参军，仅丹巴县巴度乡就有人参加主力红军。

（二）、红军粮食及补给源的多渠道：

1、交易：

四川阿坝人民“共为红军筹集粮食2,万至3,万斤，大小牲畜20万头，盐5,余斤，还有大量干牛肉、猪膘、食油、蔬菜”（石仲泉《长征行》，p）

红军在过丹巴县时“丹巴县格勒得沙政府，协助红五军筹集粮食50万斤，食盐4千多斤，还有大批油、肉等物资”。（刘魁：《红军长征途中的粮食经济问题探析，赣南师范大学报》，年第一期）。

据中共阿坝州党史研究资料，老红军谢新华月11日谈红军长征时在四川购粮：

“我们在瓦钵梁子筹粮，是要用川板买，我们共买了二、三十万斤的粮食，是以包谷为主，还有一部分青稞麦子，买了粮食推成面，送到山下。”

年9月初，张徐部南返至阿坝地区，曾紧急筹粮。谢新华回忆“阿坝那个地方寺庙大，我四大坝买粮筹粮。那个地方有条河，河两边有个喇嘛庙，那个寺庙的喇嘛帮我们买了30万斤的粮食，还买了牛羊、蔓青。”（《谢新华老谈红军长征在四川的情况》，中共阿坝州党史研究资料，年4月。）

藏区大商人邦达多春，利用自己强大商业同络，从内地、印度多地为红军筹集了急需大批的粮食、布匹、药品、茶叶等物资（降边嘉措：《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p44）

年春夏之交，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琴秋、王维舟、吴先恩经与理县谷脑寺几番交涉，达成协议，红军购买寺僧提供的中牛、羊、青稞麦、炒面；向寺僧提供茶叶和盐（《红军长征回忆史料》第二辑P-）。

2、统战捐献

年4月12日，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与甘孜寺主持仲勒活佛和白利寺主持格达活佛签订“互助条约”，规定：“喇嘛负责供给红军粮食和一部分资助”。红军与德格土司签订“互不侵犯协定”，条款约定“德格土司支援红军一部分粮食和物资。”（《甘孜州志》中，P）；仲萨活佛主持的尼扎仓捐粮7万余斤。

年上半年，西康甘孜白利寺为红军筹集青稞石，豌豆石、军马15匹、牦牛19头。年5月，云南中甸喇嘛庙打开仓库，出售给贺任部青稞6万斤。年6月，在炉霍波巴政府动员下，县波区主席益西多吉捐粮12万斤，牛马几十头。仁达卡沙寨头人益西绒布捐粮3万多斤。扎日活佛动员群众为红军筹集多万斤粮食。

炉霍朱倭藏民马交切饶，把多年储粮全部捐献给红军。

3、地方革命政府和苏维埃人民支援：

年11月在川西北成立的格勒得功共和国成立了自上而下的征集机构，专为红军筹粮。丹巴县格勒得沙政府为红军筹集了50万斤粮食。4千多斤盐及大批油、肉等物资。绥靖、崇化两县粮委会为红军筹粮4千石。

老红军谢新华回忆：“年春天，红军的粮食问题很严重，前方需要供应，后方没有吃的，那时我负责筹粮的工作，马尔康一带的苏维埃成员和藏民们帮助我们买了不少的牛、羊和粮食约有十多万斤。”“有一次在金川沙尔尼两边，通过一名小头人做工作，就买到藏民粮食五万斤。”（《四川藏区的红军故事》P21）。红军在樊功县禹王宫主刘文光辉部仓库，一次没收存粮20万斤左右。

各地苏维埃组织还配合红军“打粮队”深入村寨，去挖地主、恶霸头人埋藏在地窖里的粮食，一律没收。樊功县苏维埃主席罗永忠两次带游击队没收赵洪发等三家头人粮食5,多斤；还配合红军夜袭墨龙、抚边，缴获大量粮食和牲畜。

中华苏维埃波巴政府，先后为红军筹集了约1,万斤粮食（康定.2万斤、丹已50万斤、道孚余万斤、炉霍40余万斤，甘孜万斤、瞻化4万余斤，得荣19.6万斤）。（《炉霍县概况编篡资料》，第7期，《少数民族、宗教并对红军长征的物资支持为例》陈炎，以及《长征时期汉藏民族关系的深化及其对藏区社会的影响研究——以四川藏区为例》何洁）。

金川根据地的格勒得沙共和国，实行“分汉官发财人的土地、牲畜、茶叶、布匹给番人，“帮助回番群众，谋解放，给生路。各族人民在红军驻留阿坝前后16个月期间，为红军筹粮约1,万斤，牛、羊、马、猪等牲畜约20万头。”

曾任西藏自治区桑委书记、自治区主席的天宝，就是年在阿坝马尔康参加红军的第一批藏族战士、第一批藏族党员。天宝回忆：“那时我们的革命积极性很高，打土豪、分田地、把土司头人家多余的衣物分给穷人，东西多得很，皮袍、氆氇，还有绸缎等。穷人们分到衣物，更加热爱红军，青年们踊跃参加红军。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整个阿坝地区几乎都被红军占领，各县各乡都建立了苏维埃政府。”

由于有根据地依托，红四方面军7月初在甘孜、炉霍集结北上时，基本保证了每人带有10-15斤粮食，每连5-10头牦牛。红四方面军30军88师由于准备充分，第二次过草地时全师无一人饿死。（《红军长征在四川》P88//）。

4、主力红军自筹：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即布置在北上途中所经壤塘、阿坝（支桑）、红原（麦哇、包运）、若尔盖、巴西地区，实行军队划区筹粮以补充长征供给。

年6月28日《朱张关于我情况致李先念电》中提到“第九军陈海松之占领壤塘，壤塘有千户，已筹粮石，正在筹集中。”

年7月7日，即两军从甘孜出发第三天，《朱张为9军及93师出松潘授制粮区致徐、陈电》中指出：“估计到粮食状况，我们主张9军及93师首先在壤塘、三湾处补足干粮速经查理寺，若尔盖出松潘附近，首先控制有粮地区”。（同上书，P92页）。年7月12日《徐向前为建议中纵队集部取道阿坝筹粮致朱、张电》中提出：“建议中纵队全集阿坝。如此即令93师经满容向阿坝西北方大迁截牛、羊。到阿坝后，亦可出齐哈马渡河等筹集牛、羊，或还有办法”。（同上书P）.年7月20日，《朱、张令右纵在波罗子筹粮北进致董摇堂等处》，要求：“右队进入波罗子、朵窝、侧格一带有粮区域休息几天。包括集结兵力，筹集十天干粮”。（《总后王致标部长谈红军长征在阿坝地区情况》，中共阿坝州党史研究资料）。

（三）、红二方面军藏区筹粮

红二、六军团在年7月初与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前，随军筹粮没有出现特别大的困难。4月中旬在云南，6月在云南白玉县，四川理化县（今理塘县）都曾与当地寺庙活佛达成协议，得到他们的粮食补给、经济支持。

问题出在甘孜分兵前后。7月4日，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分兵向腊子口、哈达铺北上。7月5日，成立红二方面军。由于从甘孜会师至分兵北上，前后仅五、六天休整，贺龙、任弼时部未及分兵筹粮；而坐地筹粮有储备的张国焘，因不满贺、任反对他自立中央和西进战略，坚持北上与党中央、中央红军会师，竟悔约，不给贺、任部军粮军需补给。贺龙在《回忆红二方面军》中说：“张国焘为了拉拢二、六军团使用了种种手段。

“第一、分化二、六军团。他派罗炳辉、刘型催六军团快走。有人被分化出去了。说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是反革命他同意，四方面军的军长（三十一军）叫他当。”

“第二，物质收买我们。到绒坝北，应该给我们衣服、粮食、补兵。当我们不同意他的的路线时，什么都没有了。要饿死我们，困死我们。他们先走，把东西都带走了。张国焘命令我把东谷、甘孜喇嘛寺没收。我们没执行。当时我们还有些驮子，有现洋、有金子，用现洋买粮食。到了哈达铺还给了他们几驮子现洋和金子”。

红二方面军7月3日从甘孜出发，人均只带有7天口粮（按每天三两计），穿越第一块草地，至7月14日抵达阿坝，耗费十天。口粮到进入草地第五六天已基本耗尽。靠挖野草、杀军马、钓野鱼、煮皮带，竭力支撑。贺龙坐骑，是当年在洪湖缴获川军师长范绍增的战利品，浑身红色，是日行千里的宝马，美誉“火龙驹”，也忍痛杀了给军直属各部指战员充饥。因粮尽食绝，大批红军指战员死于冻饿交加。

7月14日，红二方面军抵阿坝，休整了3天，突击收集粮食；7月18日每人仅补充了3天粮食（约1斤青稞面）又进入松潘草地。到第三天已粮尽，幸亏随红四方面军总部先行的朱德总司令命令供给部杨以山率一营来人，将先行的红四方面军所有驮帐篷、行李的牦牛和缴获的藏羊，留在葛曲河畔，以救急后续部队。在红二方面军抵葛曲河前3天，被藏族骑兵突袭，抢走了不少牦牛。

这批牛羊，为红二方面军在粮尽食绝之际，人均补充了一两半牛羊肉及皮。靠这一两半肉，整整熬了六天，才走出草地。“指战员的体力消耗得不够了，粮食基本光了，各种疾病折磨，威胁着指战员的生命。一个又一个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倒下了。烈士们的遗体，排在草地里长长的路上。（《沧海横流---红二方面军长征纪实》刘秉荣P）。

贺龙钓鱼、任弼时煮皮带，后来都成为长征美谈。

从甘孜到哈达铺，行军序列是：红四方面军先行，红二方面军则在中，罗炳辉、何长工率领红32军（红九军团）断后。行军愈排在后，搜集食物愈困难，红军饿、病死率越高。

最困难是红32军，连野菜都难觅，“临到水草地的边缘时4千多人，只剩下1多人，而且多人患病。”（《长征在雪山草地》，朱成源，四川民族出版社，年）

年9月1日，贺龙、任弼时率红二方面军抵哈达铺。未及休整，奉中央军委令，赴陇南实施“成徽两康战役”，以牵制陇南之敌，配合红一、四方面军共同组织的静会战役，形成三军鼎立之势。

9月6日——9月17日，红二方面军经十来天激战，连克成县、康县、徽县、两当四座县城，控制了两和、礼县和天水、略阳等地广大农村。随即赢得短暂休整、补充和建立临时根据地，成立苏维埃政权，建立地方游击队等抗日武装。

9月17日，红二方面军红二军团四师，红十团、红十二团击溃中央军王均部，占领成县县城；9月18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进驻县城；至9月29日，撤出。在此期间，成立了成县苏维埃政府和陇南抗日游击队，在小川、抛沙、城关、支旗、横川建立苏维埃。打击土豪劣绅50余户，收缴粮食4,余石，白洋50余块、衣物、用品1,余件，肥猪60余头，骡子40余匹，缴获枪支余支，补充新兵2千多名。（《红军长征在陇南》，中共陇南地委党史资料纪实研究所，；田立军：《年——年国共内战与川西北土司（官）的政治态度》，《年代中期川西北及康北红色政权研究》）。

红二方面军在陇南筹粮70万斤，补充了大量被服等军需物资，战斗力大大恢复。但也付出了逾千人伤亡和师团领导牺牲的沉重代价。

毛泽东和党中央反对张国焘南下在川康藏区建立根据地，进而进取川中平原的主要原因，是十分清楚这一区域经济落后，民族关系复杂，地形险恶的劣势。全区每年产粮仅约1亿斤，自耗需8、9千万斤。10万红军，每年需粮4,万斤——5,万斤，远远不可能本地解决。故难以持久。红四方面军能筹粮2,-3,万斤，受益于巧逢两个麦收季和当地土司、寺庙有多年存量。但实为“杀鸡取卵”、“竭泽而渔”，难以长期持续。这也是张国焘被迫北上的原因。

张国焘分裂南下，一度使中央红军处于孤军状态，十分被动，给了蒋军分割围歼的可乘之机；但张徐部在川康屯兵打仗，又牵制了薛岳等中央军主力，大大缓解了北上红军的压力。

红军藏区筹粮再次证明，战争时期，“枪杆子”与“钱袋子（粮袋子）”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的关系。

第六章、年，华野的新区“借粮”策

人民军队在新区如何筹粮？

年下半年，解放战争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主力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在新区如何就地筹粮？以华东野战军为例。

年9月26日，华野外线兵团在徐州与开封之间分两路横越陇海路，挥戈南下豫皖苏国统区。华野进入豫皖苏，远离后方，缺乏群众基础和政权支持，粮食筹集非常困难。粟裕曾讲：大兵团在新区运动，最严重的事情为粮食问题。

华野决定采取“军队驻地分散自筹”为主要方式。自筹方式，包括：一、征收；二、借粮；三、交易；四、缴获。以“借粮”为主。

年10月1日，华野下发《关于我军进入新区解决给养的指示》中指示：“我军进去新区和群众接触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给养，要粮食、柴草、马草、马料，要买油盐菜，这些问题解决好，不但我们可以吃上菜，而且使群众拥护我们。否则将会把群众捣翻，反动派借此钻空子，饭也会吃不到嘴”。

关于征收对象和办法，“指示”规定：“大官僚及勾结敌人反对我军，压迫群众作恶的大恶霸、大地主、均可将其粮食征收。各部必须派出工作小组细心调度，除群众自发斗争检举外，一般要经过师以上机关批准方可征收。其具体办法应以（没收款）一部分奖励报告人，一部分留作给养，并能联系群众的疾苦清算，将一部分粮食分给群众”。

关于“借粮”，华野在《指示》中规定：“新区在我未实际征粮以前，一律用粮票向群众借粮。有我政权地区，经过政府向群众征借；无我政权地区，由各部划分吃粮区，由各部单位直接借粮。首先要向群众宣传我党、我军的主张和借粮办法，说明以后政权建立所征粮食予以归还或抵债公粮”。

“部队驻地一二日内可以就村借粮，三日以上先和政府接洽部署粮食。纵队根据当地粮食多少情况，划分师级筹粮区。师再划分团，团在划分营及伙食单位，各伙食单位向新筹集村庄进行借粮，一村驻两个伙食单位以上统一筹划。”

“各伙食单位筹粮小组，除供给事务人员参加外，政工人员必须参加。部队必须带足4天粮食（战士自带3天粮食，伙食单位及运输力各带1天粮食），以便有备无患。”

年10月2日，华野三纵下发《关于在新区实行借粮政策的指示》，把借粮政策具体为：“富区多供，大地主反动派先供多供，小地主富农后供少供，基本群众不供，对赤贫者适当救济。”

年10月24日，陈毅和粟裕给中央专门报告，重点对借粮情况做了总结，指出存在的两种不良倾向：“乱”与“浪费”。所谓“乱”，即“在借粮时不按规定，除去向地主、富农征粮外，在中农、贫农户，有时为了应急也都借到，产生有粮就借的现象。在借粮时也无手续，也不给以正式收据，也无组织，形成人人可借，又无区域划分，因此一个供粮户一天有13个单位向他借粮。在此情况下，群众也有自杀避逃的，反而增加了借粮的困难”。

“浪费”则反映在：“另一方面，由于本位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思想，为了部队生活的质量，不要粗粮，或以粗粮换细粮，形成浪费。个别供粮人员从中贪污受贿，此外借粮时大吃大喝，加之粮换菜制度的规定，这制度在货币未运用前也是必须的，但由于执行中只照顾部队一时利益，于是用粮食换猪肉，换部队所需要的一切，无制度的规定形成大吃大喝，也无调节的规定，形成分配不均。还有个别分子把余粮高价上柜台，这等无节制的浪费，执行办法是须改善的，尤其在今后入新区以后，必然还要进行借粮的。”

陈、粟指出：“在进入新区以后，供给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保证群众，不影响战斗。粮食要大部分自筹自用，自运自足。在分散的农村中，保证大兵团的粮食供给，不少干部单纯地任务观点。吃饭是第一，不调查研究，不经过一定批准，在用粮时，对内不讲制度，对外不注意手段，吃空就走，不付粮票或凭据。很多单位出现贪污浪费和本位主义，在没收中翻箱倒柜，随便到民间查收，违反政策纪律，发财不交公，这些不良倾向给群众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对部队内部也影响很大”。

陈粟报告中认为“根据过去的经验，最要紧的关键就是防止乱与浪费，应该有计划，有组织，有手续的借粮，群众也接受，借粮也可减少困难。”借粮对象“应以地主、富农为主，万不得已才向中农及基本群众商借，以公平合理为主，向基本群众商借时只能临时应急，尽可能做到筹得粮食如数归还。在借到粮食时必须给正式收据。所借粮食应由个纵队统一调整，按制度使用，统一报消，禁止浪费现象。”

为解决筹粮中存在各种“左”的不良倾向，年5月20日，华野政治部下发《关于新区政策研究提纲》。华野政治部指出，转入反攻以来，部队在新区土改，筹粮工作中，执行了一些“过左”的政策。到处打土豪，开仓济贫，没收“官僚资本”，弄得地主逃跑，商店关门，基本群众也害怕我们，我们几十万大军的活动，打仗，吃饭发生困难，不能再照这么继续下去了。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发现了过去的错误，应即坚决检查改正。

"在新区活动的前一阶段中，我军曾直接参加地方土改工作，实行打土豪、分浮财、开仓济贫。这个政策实行后，造成新区人民和部队本身的很大恶果。其主要危害如下∶1.部队执行打土豪、分浮财、开仓济贫的口号，帮助群众土改翻身。其愿望与动机并不错。但各自为政，乱搅一场，只知满足部队需要，以致紊乱制度、乱发洋财、贪污浪费、享乐腐化，如此腐蚀了部队，造成部队不团结、怕死、动摇、逃跑等恶劣倾向。2.破坏了新区经济，造成人民损失。因为实行打土豪、分浮财、开仓济贫以后，大批地主财富分散逃隐，一部分为部队没收浪费，一部分虽然分给群众，但由于群众未真正发动，往往被流氓、地主狗腿子所得去，真正贫雇农很少得到，就是得到一些，因为土地尚未平分，也不能用作生产资本。这样把新区财富搅得精光，部队再来活动，反而增加基本群众负担，引起困苦和不满。3.地区尚未巩固，群众分得浮财之后，敌人再来报复，反使群众遭受摧残，打击了群众的斗争积极性。4.因为没有很好调查及掌握政策，打土豪有的打到中农头上，混乱了自己阵营。5.最后，部队吃饭问题无法解决，自绝于新区，大大影响战争胜利和新区建设。"“去年出击以前，因未预先准备现金，以至进入新区，不得不以粮换菜及大批使用老解放区票币，对内对外亦影响极大。以粮换菜，实际上是取消财经制度，它和打土豪、分浮财、开仓济贫结合起来，将大批所得粮食合法的随意兑换猪肉、鸡鸭、油类，大吃大喝，无节制地改善生活，甚至兑换其他物品，变价上腰包，从而腐化部队，奖励贪污，打击了正派同志，损害了人民利益。”

“在新区到处使用冀南币、北海币、华中币，群众不要，则予强迫，没有一定比值，一般用出作价较高，加上军事情况尚未稳定，我军一走，这些票币不能畅通，某些地区大量充塞，使商业市面受到破坏，小商小贩损失更重，政治影响很坏，部队本身也买不到东西。”

"过去长期分散游击环境养成独立自主、各自为政的习惯，因此许多同志自作主张、滥定政策，对中央政策则不认真研究甚至置之不顾，一个连长可以有权决定没收财物、打人杀人，甚至一个班长带人出差，路上就可以随意打土豪，抓鸡吃，这是极端错误的。"

"我们批判和修正了过去执行政策的偏向，规定了今后正确执行政策的原则与某些具体办法，并将在今后实践中不断考验我们对政策执行的程度。我们必须紧紧掌握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政策是人民大多数意志与要求的集中表现，因此执行政策必须以人民利益为标准。"

华东野战军政治部明确提出∶停止打土豪、分浮财、开仓济贫;禁止以粮换菜及使用北海币、冀南币;禁止没收所谓"官僚资本";禁止随便捉人、捆人、打人、杀人，及禁止将老区群众斗争方式用于新区，农村群众斗争方式用于城市。

新区筹粮中出现问题的根源：

从部队当时的思想和作风来看，自解放战争开始，华野从华中打到鲁南、鲁中，从鲁中分兵一部分转战胶济线。主力迅速出击鲁西和鲁西南，挺进豫皖苏，配合刘邓大军外线出击。几天就打一仗，甚至有时一天打好几仗，在频繁激烈的战争环境，没有时间坐下来整顿部队，清理思想，再加上大批新战士特别是解放战士补入部队，部队成分复杂，思想混杂;一些老同志由于长期的艰苦战争，在执行政策、作战指挥和部队管理上也表现出许多不良倾向;部队组织纪律性差，进入新区后连续发生严重违反纪律的现象;民主制度也不够健全，军阀主义倾向有所滋长。因此，华野当时采取多种措施强化官兵的政策纪律观念，不仅非常重要而且刻不容缓。

从新区筹粮工作的组织领导来看，华野曾有这样一个分析∶凡是党委和军政负责同志对筹粮工作不够重视，自己很少过问，甚至把此项工作完全推给供给部门和民运部门的，其结果必然使政策不能贯彻，规定不能执行，发生偏向亦不能及时得到纠正，使军民关系受到很大影响。因此，华野提出∶各级党委和负责首长，对筹粮工作必须亲自领导与掌握，并及时督促、检查筹粮委员会的工作，这一点具有头等重要意义。

毛泽东曾在年3月2日，就指出全党全军“须知政策与策略是我党我军的生命。”对华野领导，毛泽东曾告诫：“今后要研究政策，整顿纪律，不能胡来。”

从年9月——年8月，华野打“孟良崮”时，主力兵力为27万，打济南前已达60万。平均每月至少月需军粮2千万斤。12月约需2.4亿斤，加上脱产地方干部、地方武装，年需求3亿斤以上。大部分靠新区“借粮”，少部分靠山东老区供给。

到年9月，济南战役开始前时，华野的后勤供给，已从“驻军分散自筹自用方式”，转变为军队后勤系统与地方政府支前部门相结合，成立联合新机构，在新老区“统一筹钱筹粮筹物，统一调运、分配的新机制”。为济南、淮海、渡江等大兵团作战，提供了有力保障，根本解除了大部队的后顾之忧。

第七章、年，十兵团入闽粮草筹策机制：依靠地方政权与军队分区自筹相结合

到解放战争后期，解放军已建立起完整军粮筹集系统和机制。以三野十兵团解放福建时的筹粮工作为例。

年6月初，驻在苏州的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根据三野前委栗裕副司令员指示，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由兵团后勤部副部长夏勋成带领后勤先遣队多人，随梁灵光率领的兵团先遣队提前进入闽北，任务是为拟7月八闽的兵团部队15万人，南下干部1.5万人，骡马8,匹，筹备一个月所需粮草给养。

6月20日，后勤先遣队抵闽北建瓯，向驻建瓯的福建省委，政府领导曾镜冰（省委书记），张鼎丞（省主席）汇报了工作。在省委、省政府大力配合下，十兵团后勤部，建瓯军会联名给闽北各地县下达筹粮任务：建阳，建瓯各万斤；沛城、顺昌、古田各万斤；松溪、政和、南平各万斤；崇安万斤；水吉万斤；邵武万斤。每借一斤粮食时附借柴草二斤。各县所筹的粮草集中，限定各县于7月5日前将百分之七十的粮草集中到各沿途补给站，其余限七日前全部完成，以保障过境部队和集结点部队的粮秣供应。

十兵团先遣组筹粮工作队，在地方党政组织和群众窃切配合下，经艰苦工作，坚决斗争，截至7月中旬，共筹集大米余万斤，柴草余万斤，马料多万斤、食油10万多斤，盐15万斤。基本可满足十兵团入闽后，前期粮草补给需求。

十兵团属三个军及兵团部7月12日——25日，相继抵闽北各地集结。部队每天需大米40万斤，柴草60万斤，单靠兵团筹粮队，难以保障。兵团在建瓯召开筹粮工作会议，决定按“统一领导，独立自主，大家动手”的筹粮方式，在“统一政策，统一下达任务，统一划分区域”前提下，以军为单位自筹粮草；由兵团筹粮大队在建阳、建瓯等地续筹万斤大米为兵团机动粮。从7月下旬建瓯筹粮工作会议在8月17日，解放福州，全兵团共约筹粮万斤，柴草1,万斤。

为保障下一阶段解放樟厦战役的粮草。十兵团部署分三个阶段筹粮：第一阶段，于9月15日前，完成筹集大米万斤，柴草万斤，马草50万斤，以保障攻漳之补给；第二阶段，分9月25日，10月15日两个阶段，筹集大米余万斤，柴草1,余万斤，以保障攻厦补给；第三个阶段，为保障厦门解放后的军队和城市供应，在十月底前筹粮大米万斤，柴草万斤。

根据中央、华东局关于新区筹粮政策、结合闽中、闽南实际情况，十兵团对筹粮政策做了补充规定：

1、鉴于闽中、闽南地区地主，富农较少，规定各军可直接向中农征借粮草；

2、对工商业者和华侨不准征借，但对地主兼工商业者的土地部分仍需征供；

3、除没收敌伪的遗留粮外，还要清缴伪政府各银行的征购粮单，伪参议会附征的粮食，清查没收敌伪国营、企业、官僚资本等囤存的粮食。

从8月20日——10月20日，三个军分别在惠安、南安、晋江等地筹大米1,百万余斤；兵团筹粮大队在闽南筹大米万斤，柴草1,万斤。

从6月下旬至10月17日解放厦门。十兵团在闽共约筹粮（折大米）3万余斤，柴草5余斤。保障了大军的粮草充足。

从年11月初开始，部队的粮草供应逐步转由地方粮食部门凭军用粮证供应。自年开始由人民军队自筹粮草为主的模式，历经22年，随着全国大部解放，至年转入军、政分离，以政供军的新模式。

国民党打仗经济来源一靠借债，二靠官僚资本垄断盘剝人民。抗战爆发后，共产党打仗经济来源靠自力更生，依靠人民支持。争取外援，但不依赖于外援。这个根本根本区别，决定了两党两军最终的胜负。

第八章、决胜淮海的后勤保障较量

一、前奏

“济南战役”是淮海战役的前奏。

年9月16日——24日的济南战役，是国共两军中原淮海决战的序幕。此役，华野约50万余人。以牺牲2,人、负伤23,人的较小代价，全歼国军10.4万余人，俘虏王耀武等高级将领23名。济南攻克后，菏泽、临沂、烟台等守敌弃城逃窜，山东境内除青岛及沿海边境少数据点外，全获解放，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华野控制了胶济路青岛以西段，津沪路徐州以北至天津以南段。

此役之前，华野的后勤系统和地方支前系统召开联席会议，布置后勤保障工作。动员50多万支前民工（由于控制了铁路、公路、有了机动运力，比孟良崮支前民工97万保障27万部队，要减少了将近一半），为攻城和阻援各部队补充了弹药、粮食、军装、鞋、医药等。战前，配发华野南线打援部队10万套棉衣、5万床被、20万双棉鞋补充；给攻城部队补充10万套棉鞋。还负责运配棉袜手套。麻袋20万个、木板8,个、包尸布5万丈、棺材1,口。建立10医院，可收治1.2万名伤病员。

济南攻克后，华野缴获军粮1,万斤，西药箱（可供华野半年），法币9万余亿元，金圆券0万元。还缴获大量武器弹药。除补充了华野装备，还支援了中原、西北、华北战场。包括：支援刘邓中野，步枪5,支、机枪挺、重机枪50挺、六〇炮50门、82迫击炮18门。运淮海战场的缴获物资，包括各种火炮多门、各种炮弹12万多发、子弹1,万发、炸药13.5万斤、被服装具多万件。

年10月，为准备打大仗，中央军委派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赴华野协助后勤。华野成立了以傅秋涛为司令的支前委员会，以刘瑞龙副参谋长为司令的支前司令部，具体负责战役的后勤保障。鲁豫冀苏皖五省成立了八大供给保障区域。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后，东野又安排沈阳、大连专列，为战役提供了大量炸药包和20万发炮弹。

为保障军费充足，华中银行在年6月——10月，财政增发华中币.54亿元。各支行都建立了贸易公司，采购军需；成立了数百个供应站，流动供应站。在解放区兑回的巨额法币、金圆券，通过在敌后的机构，用以套购各类物资商品，运回解放区。优先军需，供给民生，活跃金融。

淮海战役中后期，华野、中野及地方武装的60万部队在几千平方公里展开，还有万民工，每天万人口，仅加工口粮需0万斤。还有70多万匹骡马，日需草料逾千万斤。在大军、民工进军沿途，建立了个粮站和大量兵站、民站，供军队补充、民工休息。淮海战役历时66天，仅粮食供给高达9.6亿斤（含60多万俘虏食用），还有数百万斤油、盐、肉；数千万斤菜、数亿斤柴草、饲料、苏中大米。

但蒋军处境则截然不同。

淮海战役开始前，华野、中野已分别占领济南、郑州。蒋军计划以徐州为中心，沿铁路线集中重点，拟借倚铁路，机动优势，与解放军决战。但中野于11月15日抢先攻占了宿县，切断了徐州与蚌埠、南京的运输通道;与北边华野已解放的济南，关闭了南北两扇大门。东、西两面海陆运输也被华野、中野切断。

二、“枪弹殆尽”的蒋军三大军事集团

第一役，碾庄围歼黄伯韬。

华野40万先乘黄伯韬兵团5个军10万余人从东向西，回兵徐州时机，将其分隔包围于徐州东部的江苏邳州市碾庄。从11月11日，华野完成对黄伯韬兵团的包围，到11月22日黄伯韬自杀，整整打了12天。由于黄伯韬运输军粮、弹药、军需的列车，直接开到徐州，致使军需失供。战役打响第二天、黄部主力六十四军的炮弹就打完了。在战役到第6、7天时，黄伯韬部因无陆路供给保障，已处断粮断弹的危机。空投受天气影响严重，根本满足不了10多万人每天吨口粮供给的需要。断粮缺弹，给黄伯韬部的战斗力造成严重减损。

此役全歼黄伯韬部10万余人，华野付出6万余伤亡重大牺牲。

第二役，双堆集围歼黄维兵团。

从年11月25日晨，中原野战军将黄维兵团包围在安徽宿州濉溪县双堆集为中心的7.5平方公里狭小范围，至年12月15日止，中野、华野聚歼黄维兵团12万余人，生擒黄维，共历时23天。

黄维兵团是国民党军的重装机械化战略机动兵团，核心18军是国军五大主力之首。炮多、车多、坦克多。但一旦陷于重围，陆路后勤供给线被切断，战斗力就严重削弱了。打到战役中期，10天左右，黄维12万大军就处于无粮、缺油少弹、无燃料的饥寒交迫的困境。空投的降落伞都一度断了供给。少量空投只能保障拱卫司令部的18军两大主力团的正常供应。这两个团"威武团"、"老虎团"，成为此役最顽强的劲敌，双方伤亡惨重。大王庄与威武团一役，我军中野六纵、华野七纵两个精锐团拼光了。但其余外围断粮断炊的部队，战斗显然被大大削弱了。此战役我军伤亡仅3万余人，战损与碾庄战役比，大大减少。

第三役，陈官庄围歼杜聿明集团。

年12月4日，华野在冀鲁豫军区两个独立旅配合下，将杜聿明集团第二、第十三兵团，第十六兵团30万余人，包围于徐州西南65公里的陈官庄南北5,米，东西不到10千米的小区域内。根据毛主席，中央军委战略布置，到年1月6日总攻，"围而不歼"长达33天。

当黄维、杜聿明两大集团被我两大野战军分隔包围后。我方每日需供给万人（含部队，俘虏，部分支前民工）和4万匹马的口粮和饲料，从山东老区供给线太远，就从豫皖苏新区紧急就地筹粮万担，解决了急需。

在这20多天，华野边围困，边休整，边补充，边练兵，在几百万民工的后勤保障支持下，我军兵强马壮，士气高昂。

杜聿明集团则处于饥寒交迫的危机。杜聿明集团最后一次补给是11月30日离开永城前，携带了一周的军粮。12月4日被围后，口粮只够三天。30万人过冬取暖，一切可燃物，几天就全用完了。被迫扒坟劈棺取薪，宰杀马骡补食。

30万多人只能靠两个新设的空投场，空中补给。每天需架次、吨粮弹补给，开始几天有几次2—3百吨，后来吨、50吨也不能保障。开始，飞机投送大米面粉，后来因战地再无薪柴加工，只能空投少量大饼、馒头、饼干、罐头、药品。

到12月19日——12月29日，连日阴雪，空投完全中断。整个军队就陷于绝望和混乱之中了。孙元良兵团第师一夜冻饿死余人。年元旦是个晴天，南京空投少量食品，引起各部争抢打斗。有人开枪。随军从徐州撤退的妇女，包括记者、教师、女学生等，只要谁给一块饼吃，就给谁当"随军太太"了。

中野、华野诸部队，以美食为武器展开政治攻势，每天在阵地摆上猪肉粉条、热馒头、大米饭，招呼蒋军投诚、吃饭。从12月6日——1月6日，蒋军阵地成排成连成营投诚1.4万人。蒋军军心严重焕散，斗志崩溃。

1月6日中野、华野发起总攻，至1月10日，全歼杜聿明集团26万余人，俘虏杜聿明，击毙邱清泉中将。其中毙伤6万余人、俘虏17.7万人，投诚2.4万人;缴获各种火炮门，坦克辆，装甲车26辆，及大批武器弹药。中野、华野仅伤亡2万余人。

三、国民党将领的回忆

原国民党将领在《淮海战役亲历记》中，对“粮弹殆尽”有生动回忆：

负责徐蚌（淮海）战役空投的国民党联勤总司令部运输署空运勤务司中校副司长程攀斌在“陈官庄空投记”中记载：

“我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中，由空军总部借调到联勤总部运输署工作，主管空运业务。到差后即碰上淮海战役的空投任务，先向碾庄地区黄百韬兵团上空空投，继向双堆集地区黄维兵团上空空投，后向陈官庄地区杜聿明集团上空空投。三次空投以向陈官庄地区空投规模最大”。

“杜聿明率领三个兵团及配属部队，家属（连同随逃群众），约三十多万人马，被解放军围困在徐州西南陈官庄地区......粮弹物资必须靠空投补给才能生存下去，否则前途不堪设想。”

“杜聿明要求空投补给的电报如雪片飞来。根据要求每日空投粮食肉类等二百四十吨，弹药，物品类地物资一百六十吨，合计四百吨。按物品数量，每日需飞机一百二十架次。以空军两个空运大队为主，还租用中国、中央、陈纳德三个航空公司的运输机参加。调动所有水路交通工具、车辆、人力，将所需的物资，昼夜不停的往大校场备投。各方投入人员，估计有数万人之多。......空投数量之多，动用人员之广，在中国战史上开了新纪元。”

“空投头几天......最多的时候也有三百多吨，飞行达百余架次，这不过其中是一、二次而已。.......后来，杜聿明来电，将大米改投大饼，饼干、罐头等熟食，除药品外不要。一声令下，南京市内外，句容、汤山等处，做大饼的，做白案的，制饼干的工厂和作坊都集中日夜赶制。那几天，天不助兴，雾收就变成低云，无法空投。民航大部分撤出，只有空军负担。天气好，投几十吨，不好就无法投，这样断断续续维持到杜聿明全军崩溃。.....（）一月六日，解放军四面发动总攻，空投无法进行。......十日噩耗传至南京，杜聿明以下想必全被俘虏。”

“淮海战败，波及南京，当时混乱到不可收拾，物价飞涨，金圆券大贬值，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国民党集团内部发生矛盾和争吵。”

一线地面将领的“饥饿感”，更加强烈。

杜聿明回忆：“在这期间，还有一个国民党军无法解决的严重问题，就是在被包围的四十天中，粮弹两缺。......十二月六日开始空投，但杯水车薪。难以解决问题。最初几天，每日尚有进展，各部只有到一村抢一村抢劫民间粮食，宰牛马，杀鸡犬充饥。到十九日以后，风雪交加，空投全停，始而挖掘民间私藏的粮食，酒槽，继而宰杀军马，最后将野菜，树皮，麦苗，骡马皮都吃光，天气尚天转晴希望。......总算盼至29日，天居然晴了，开始投粮。飞机怕被解放军打落，飞的很高，投的粮食到处散落，各处官兵如同饿狼一样到处奔驰，冲击抢粮。有的跟着空投一直跑到解放军阵前，不顾死伤地抢着吃大饼，生米；有的互相冲突，械斗残杀，有的丢开阵地去抢粮，指挥部也无法维持。空投将收集起来的粮食为数甚少，分到各部队，每日不得一饱。......不料六日中午，解放军发动声势浩大的攻击，国民党军各部经过解放军二十多天（自12月16日——至年1月5日）的政治攻势后，已士无斗志，一击就垮。”

被围于双堆集的黄维第十二兵团第十四军少将参谋长梁岱回忆：

“整个兵团蜷缩在方圆不到十公里的圈子里，与其说是“待援”，不如说是等死。不但弹药得不到补充，连粮食也没有。偶尔投下粮食，大家就抢。...每当空投飞机在村子上空盘旋时，官兵一拥而出，一物坠地，四面八方争先抢夺，有时争夺不下，就开枪开炮打起来，谁也无法制止。...无处觅得柴火，便烧房子，房子烧光了，士兵只好睡在壕沟和掩蔽部里。时当隆冬，无法御寒，蜷成一堆，...伤病官兵的情况严重，无医无药，无处安顿，躺在壕沟里，听其自生自灭。”

十六兵团少将副参谋长兼第师师长熊顺义回忆十六兵团被围歼陈官庄：“在狭长二十多华里的包围中，以总部陈官庄为中心，各个兵团的部队无不把所驻的村庄房屋拆光修地堡，树木砍光作鹿岩，掘地三尺，把农民存粮搜刮殆尽，连坟墓的棺木也挖出来当柴烧了。粮食弹药，全靠蒋介石由南京每天派飞机来空投，空投下来的食物，各部队都派人去互相捡抢，因抢夺而相互开枪，打死不少士兵。...”

被围歼于陈官庄的二兵团七十四军中将军长郑维达回忆：“当时严重的问题，莫过于粮食和弹药的恐慌。虽然蒋介石责令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以全力支援，但食之者众，投之者少。因此，国民党在包围圈内相互抢粮，发生许多纠纷。...最后愈加愈烈，甚至因抢粮而打死人的事，也屡屡发生。...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官兵意志消沉已达极点。”

在陈官庄被围歼的第十三兵团第九军中将军军长黄叙回忆：“结果从（12月）19日晚起，连续下了十天大雪，直到十二月二十九日才停止。大雪期间，粮弹无法空投，部队饥寒交迫，粮弹殆尽。...对解放军投过来的馒头由秘密抢捡以至公开抢夺。甚至有的士兵趁黑夜到解放军哪里吃饱了再回来。第九军当时有两个排和五个班在阵地起义。...当时第八、第九两军起义投降的就有2、3百人。...李弥告诉我：‘要秘密向师团、营长说明，士兵愿意到解放军那里，就随他去那里，吃饱了回来也好，不回来也好，唯一的要求是不准带武器去’。...”“十二月二十九日，天气转晴，国民党空军又开始继续投掷少数粮弹，但食之者众，投之者少。第九军每人每天可分到大米或大饼三两，有时只有一二两。...许多官兵一个月来，饿的鸠型鹤背，瘦骨磷磷，走也走不动，自然无法冲锋陷阵了。...”

黄伯韬第七兵团第六十三军第一五二师少将师长雷秀民回忆，六十三军在窑湾镇被围后抢空投粮状态：“（11月）十日午后，徐州“剿总”派来飞机，一批三架，前后三四批，向窑湾镇空投粮食。由于国民党军龟缩在窑湾镇包围圈内，面积狭小，国民党飞行员高空投掷，命中率很差，投下的半数以上是落在解放军阵地上，等于为解放军运输粮食。此时国民党军口粮吃尽，士兵只要听到飞机一响，什么都不顾了，向着投下的粮食袋拼命地冲去。互相争夺，甚至谩骂打架，一团混乱。”

黄维第七兵团司令部机要秘书李世杰回忆被围：“一周以后，情势突变。解放军作战壕延伸到阵地前沿，部队很难出去。各部队请补粮算弹药的电报纷至沓来。飞机空投，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兵团部束手无策，黄伯韬只有登瓦房骑脊西望，专等援兵之来到。虽明知这是幻想，然而也只有此一线希望了。...此时，碾庄圩伤兵充斥，原放医院，坪上伤兵包头扎腿，卧者坐者，有的呻吟，有的吵骂，血迹遍地，脓腥熏人，凄惨情状，目不忍睹。...22日，我从掩蔽部出来，但见断垣残壁，房屋成墟，草棚着火，汽车破碎，人尸马骸，累累皆是。本日的主要工作就地掩埋死尸。因食粮早有限制，这顿饭以马肉果腹。”第七兵团第二十五军中将军长陈士章在《第七兵团的毁灭》中点出：“因原计划不在碾庄圩战斗，兵团的给养弹药列车，均先开徐州，至此补给无着。”

四、决胜之道：人民战争的伟力

自年国民党军向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到年华东全部解放。约近三年中，仅山东广大农民，每年贡献20亿公斤粮食和大量物资支援解放军。对比：年，南京政府征粮总数，仅有1.5亿公斤。

淮海战役，华野牵头组织万民工参战，其中随军常备民工22万人，二线转运民工万，后方临时民工万。组织担架20.6万副、大小车辆88.1万辆、担子30.5万副、汽车辆、牲畜76.7万匹、船8,艘、设军粮运转站余处。转运伤病员11万余人，运输物资弹药1,余吨。筹运粮食9亿6千万斤（实际用粮4亿3千多万斤，多余转为渡江战役用粮），是蒋军战场空投补给的20多倍。组织民兵团余个，担负物资警卫、看押俘虏、打扫战场等任务，直接配合作战。抢修铁路、公路1,余公里，桥梁余座。山东渤海第一专区担架团3,余人，随军支前8个月，途径5省，征战5,余公里，90%以上队员立功，被华东支前委员会授予“模范担架团”。

淮海战役，把蒋介石彻底打破产了。不仅主力机动兵力丧失殆尽；他的大量外汇储蓄，买了航空汽油，调动全国航空运力，从年11月中旬到次年1月中旬，给前线空投补给。交通部长俞大维，空军司令副司令王叔铭，联勤总司令部郭忏，坐镇指挥，凡可以作战和运输的军民飞机都调到南京，甚至从重庆，昆明调库存美械弹药备投。先后2个多月，虽耗资巨大，空投食品，军需数千吨，但杯水车薪，于战事无补。

国共两军在淮海决战时和华东解放战争期间，后勤保障上的巨大差异和民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

第九章、蒋家王朝灭亡：军事失败、金融崩溃、中间势力“弃蒋拥共”

（年——年）

从年7月，解放军各部粉碎了国民党重点进攻，转向战略进攻的外线作战，至年蒋介石退守台湾这一时期，也是蒋家王朝金融大崩溃、民心大丧失，加速军事大灭亡的时期。

蒋家王朝在军事上依靠黄埔系；在政治上依靠cc系，政学系；在经济上则依靠宋氏家族的两个代表：宋子文和孔祥熙和他们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

一、孔祥熙功过

年10月，宋子文辞职。接替他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职务的是宋霭龄的丈夫孔祥熙。孔祥熙，山西太谷人，祖籍山东，孔子75世孙。生于1年。年在山西教会赞助下留学美国，先入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大学，主修理化，后改修社会科学；年考入耶鲁大学研究院，研习矿物学，年毕业获理化硕士学位。归国后回太谷致力创办美国欧柏林大学教友们的“铭贤学堂”。年从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取得壳牌火油山西省总代理，后又经营铁砂对美出口，创办裕华银行，成为山西首富；被阎锡山聘为督军公署参议。

年——年，孔祥熙经耶鲁校友王正延推荐，任东京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曾帮助流亡日本的孙中山筹集革命经费，结识了时任孙中山英文秘书的宋蔼龄。年春，在横滨与25岁的宋霭龄结婚。宋霭龄推荐宋庆龄接任孙中山英文秘书。

年——年，孔宋夫妇在太谷办学经商。年——年，应北洋政府外交总长王正廷之邀，帮办过一些外交、内政事务；和北方军阀阎锡山、冯玉祥、张作霖父子都起建立密切关系。

年初，孔应孙中山之邀到广州，孙中山委托他联络北方诸将领，促成南北议和。孔带着孙中山《建国大纲》北上，说服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反对曹锟、吴佩孚的统治；冯玉祥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年初，孙中山卧病北京，孔祥熙“左右护持，无间晨夕”，是《总理遗嘱》的见证签字人之一。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孔任治丧处事务股长，尽心尽力料理丧事，并承担了全部费用。

年7月，孔祥熙回到广州。在宋霭龄精心运筹下，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东分会委员和广东省财政厅长兼理后方财政事务。在宋子文北上后，开始承担为北伐军筹资理财重任。

年3月，武汉政府任命孔祥熙为实业部部长。但孔没有上任，到上海追随了蒋介石。4月1日，汪精卫到上海，孔祥熙夫妇出面宴请蒋汪，拟促蒋汪合作。年4月20日，宁汉分离后，孔祥熙为蒋介石立了四大功：一是奔走冯玉祥、阎锡山反共倒汪投蒋；二是劝诱宋子文背汉投宁，为蒋理财。三是和宋霭龄出面，说服了宋母倪桂珍和宋子文，不再反对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四是二次北伐后，又亲赴东北说服张学良易帜。

年双十二“西安事变”，孔祥熙坚决与宋氏兄妹站在一起，联合“主谈派”，反对“主战派”，力促和平解决。

孔祥熙于年3月27日正式就任南京政府国府委员、工商部长；年工商、矿业两部合并为实业部，孔祥熙继任部长。年4月6日，孔祥熙出任中央银行总裁。10月29日，宋子文辞职。孔继任行政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

孔祥熙主管财政后，除继续采用宋子文的增税，借款等财政措施方法外，在抗战前后也出台了一些新措施，如：

1、减轻田赋附加，废除苛捐杂税5,多种。创办直接税，加强中央财政对地方的控制力；

2、对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进行国家控股改组，强化了国家财政对金融的控制；

3、整理从清末以来的内外旧债，以恢复“债信”，为举措新债做准备；

4、改革币制，统一币制，以“法币”取代银本位币。法币先与英镑后又与美元挂钩；

5、向欧美融债。

孔祥熙上任后任第一要务是为蒋介石对红军的第四次、第五次围剿和追剿红军，筹措巨额军费。蒋介石在与毛泽东正面开战后，才遇到平生最大劲敌。年——年的五次围剿，年的二万五千里大围堵，动员总兵力从10万、30万、50万、万，直至万，调动了全国可调动一切军事资源：中央军、赣军、湘军粤军、桂军、川军、晋绥军、马家军、滇军、黔军、西北军、东北军和各地方保安武装；包括空军和最新从中央警备部队培训的三个最精锐德械师（87师、88师、36师）。年、年支出军费高达10亿多元，竭尽财力、收支倒挂，虚增赤字8亿多元。

蒋介石发动1——5次对红军围剿，耗费巨大。以至无财力抗战，例如：1年上海“一二八”抗战，蒋介石拟调俞济时德械师、陈诚18军两大主力参战，因没军费补给受阻。当时集结苏州的精锐全德械师已“欠饷3个月，伙食都维持不下去了”。在江西吉安的黄埔系精锐18军亦称“欠饷近两个月，伙食无着”。1年2月16日，蒋介石哀电宋子文急筹3千万元救危急；宋子文只能动用救灾款。苦了灾民。

年10月22日，三大主力红军，历经长征千难万险，在甘肃会宁三军会师时，已近财力枯竭，补给难续；蒋军集全国之财力，进剿红军也濒近枯竭。

年11月21日“山城堡”战役后，双方主力脱离接触，战争规模大大缩小。双方经济压力才大大缓解。蒋介石执政期间，唯有年财政略有盈余。聂荣臻评价：“这个胜利的战斗是长征的最后一战。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这一战斗对国内和平和抗日战争的实现，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年，全国抗战爆发，国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消弥内耗，共同抗日，是双方明智选择。

二、国民政府抗战准备

年“九一八”后，蒋介石政府一边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加紧围剿红军、降服地方军阀和反蒋政治势力，一边为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作准备。全面抗战爆发后，又进一步加紧备战。主要措施有：

1、币制改革：

年国民党政府在宋子文主持下，决定“废两改元”，一切交易不再用银两，改用银元。

年11月，在孔祥熙主持下，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改革。规定所有宣报纳税及一切公司款项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法币改革，使国民党政府可最大限度集中白银、黄金等重金属；同时先与英镑、后又与美元挂钩，使其具有国际支付信用。为国民政府从国际采购军火、石油等战略物资提供了货币支撑。

2、工业西迁和战略交通开拓：

年在西南地区以国资与民资投资，合作形式控制大中型工矿企业23个，形成产能：.3万千瓦时，煤2万吨，净钨砂11,吨，锡14,万吨、精铜9万吨、铁砂6,吨、电调机具，基本形成以采矿、机械、冶金、化工、电力、军工为主的西南国防工业体系。

同期，启动大规模沿海工业企业内迁。据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年底，全国共有,家（不含东北地区），其中上海1,家，约占30%；其他沿海各省共有2,家占总数的51%；内地各省工厂占总数的19%左右。年底不完全统计，沿海西迁工厂家。其中仅工业18家，冶金工业2家，矿业8家，机器制造业家，电器制造业29家、纺织工业97家，食品工业22家，文化教育用品工业37家，以及其他各业17家。大后方为还有抗日战场提供大量的轻武器，轻重机枪、步枪、手枪、迫击炮，枪掷榴弹筒、枪掷榴弹和手榴弹、地雷、迫击炮弹、炸药包、枪弹等补充，基本可满足多万部队需要。

年—年逼迫红军北上后，南京政府还加速了西北、西南交通建设。年——年1月，修铁路2,公里；“七七事变”前，公路里程达11.万公里，初步形成了纵贯全国交通网。抗战头两年，仅铁路输送伤员1,万人次，军需物资万吨。

3、构筑西南、西北两大战略总后方：

一是年与四川刘湘等地方军阀达成协议。万川军先后出川抗日。国民政府年迁都重庆。构筑起以湖北宜昌为东端，以重庆为中心，包括川、渝、康、滇、贵、黔在内，路陆联通缅甸、印度的大西南战略后方。

二是年与中共达成协议。以太行山和黄河以西为界，以八路军和中央军、晋绥军、马家军联盟为防卫力量，建立起包括陕、晋、甘、宁、青、内蒙、新疆在内的大西北战略后方。

（除陕甘宁、晋察冀边区外，中共在华中、山东、广东、敌后建立的抗日根据地，不归在此范围。）

4、大规模组织高校南迁：

“七七事变”后，南京政府组织平津、宁沪和东南沿海一带的大学和科研机构西迁，几十所高校和大部分高级知识分子转移大西南。包括西南联大（北大、清华、南开）迁昆明；中央大学、交通大学、复旦大学迁重庆；武汉大学迁四川，浙江大学迁广西宜山、贵州湄潭；金陵大学、齐鲁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迁成都坝上华西协和大学、同济大学、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央研究院、中国大地测查所、中央博物院、中央营造学社等迁四川宜宾李庄。

这批高校、科研单位大规模转迁，得到国民政府诸多高层领导和各省诸侯、地方乡绅的积极支持和各界鼎助。既保存了文脉和人才，又支持了全民抗战，促进了大后方文化教育发展。

5、举办庐山训练团：

年夏，蒋介石在庐山举办以“抗战建国”为宗旨的训练团，培训包括军事、民政、警察、教育、党务、童子军、新生活动诸领域的骨干。其中军队受训的军长7人、师级军官人。

7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暑期训练团开学典礼上发表长篇讲话《抵御外敌与民族复兴》，详细叙述对付日本侵略战争的防御战略，预言日本必败。指出：“所谓建国训练是什么呢？谓言之，就是要训练我们如何尽量贡献我们的聪明才智和生命自由给国家，如何用我们的血汗来培养充实救国的力量，以突破帝国主义者所加以我们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洗涮国家近百年所蒙受的一切奇耻大辱，使我们的国家能够真正自由独立强盛起来，再扼要地说一句，这一次训练就是国家争自由、民族争生存的最后战斗的训练。”

6、救济安置1,多万西迁难民：

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非常时期救济难民办法大纲》、《非常时期运送难民办法》、《赈济委员会运送配置难民总分站及招待所办事规则》。据统计，年-年，苏、浙、皖、赣、鄂、豫多受到“救济”，另有投亲靠友，或随公私机关西迁者，约在1,万人以上。

救济难民，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西部经济发展，保存抗战力量，其功卓著。

三、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财政赤字与美援。

抗战爆发后不久，蒋政府占战前财政收入90%以上的关税、盐税、统税和烟酒税的税源基本丧失。四川人民为保证军粮征集，做出了巨大牺牲。上海，武汉西迁民族工商业，做出的巨大贡献。尽管孔祥熙多方举债加税，但改变不了陷入巨额财政赤字的大格局。

年，孔祥熙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的财政报告中说：“总计抗战期内自二十六年七月至二十七年十二月止，支出总数计为二十六万六千七百七十余万，而同期收入不过四万七千七百九十余万元，两抵计亏短二十一万八千九百八十余万。故此一年半之中，先后发行短期国债五万万元，救国公债与国防公债各五万万元，计美元一万万金单位、英金一千万镑、美金五千万元，合并计算约在国币二十万万元以上。”

物价指标以年6月为计，至年12月已高达。物价的第一轮大通胀，与同期法币大贬值直接关联。造成法币第一轮大贬值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日本的对华货币战。在日本占领区，日伪方面禁止法币、银元和地方抗币流通，强制流通“中储券”，伪“银联券”及日本军票。一方面将掠夺和兑换来的巨额法币到租借和未占领区去购买金银、粮油、钢铁各类物资，并套取外汇。为切断日伪套汇，逼得国民政府在年3月下令停止法币自由兑换外汇，致使法币信用度徒然大幅下跌。年，由日军参谋本部山本宪载大尉于年组建的“陆军第九科学研究院”，历四年研制，将首批5,万元假法币，成功投入上海租界交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从香港和东南亚缴获英国的制币机器和纸张油墨等原材料，足够印制20多亿法币；年，德国潜艇捕获美国商船，收缴所载运的面值10多亿法币的半成品，转卖给日军，加工成假法币。日方累计伪造法币面值40亿，而在年底之前，国民政府发行法币总量只有14亿。同期，国民政府也伪制了巨额伪币，投入沦陷区，以破坏其金融秩序。

为应对危机，国民党年3月召开五届八中全会，决定“以军事第一与经济国防化”为原则，实施“全面统治经济”，其中最重要是战时粮食统制。

年下半年，国民党政府接收各省田赋，全部征收实物，供需由中央统筹，以保证军队和公职人员供给，减少了巨额财政开支，减缓了恶性通胀。年——年，田赋征实折成法币，约占财政收入：年32.66%，年49.14%，年54.68%，但控制不了恶性通胀。为支撑抗战经济，大后方人民付出巨大代价和牺牲。

到年以后，借外债和财政增发法币就成为主要手段。年战前，法币总发行量为14亿元，到年8月，已高达5千亿。法币贬值，从初期微通胀，到中后期一泻千里。

重庆年物价上涨49%，年上涨83%，年上涨%，年上涨%，年上涨%。年，官方牌价，1美元折合20元法币，但黑市则1美元兑换元法币。

华中各根据地抗币，年，43年发行时与法币比值为1:5，到年比值为1:50。

四、抗战期间，美国曾多次向中国提供贷款支援：

1、桐油借款2万美元。

年2月签约，美国提供2万元商业货款，用以购买美国商品，不得购买军火、飞机、汽车等重要工业品；中国以22万桶桐油分5年运美出售，以售款偿还本息，由中国银行担保。

2、华锡借款2,万美元

年4月20日签约，美国政府从援助芬兰政府贷款中划拨2,万美元给重庆国民政府，年息4厘，还期7年。中方以4万吨一号九九成色的滇锡为抵押，售锡得款可以“自由支配”。

3、锡砂借款2万美元

年10月22日签约，美元贷2万美元，年总4厘，5年偿清。美元购买3,万美元的中国锡砂，以其净收入为借款担除。

4、金属借款5,万美元。

年2月4日中美签约，美方收购华锡等军用原料6,万美元，由美国银行借款5,万美元。

5、平淮基金借款

年4月签订，美贷5,万美元，英镑万英镑以稳定法币。

6、租借法案

年5月6日，罗斯福宣布《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美国援华租借总额15.48亿美元，占美国租借外援的3.2%。自年-年租借法案颁布至二战结束，中国从美国租贷，购买飞机总计约1,架。其它是各类轻武器弹药；战车防御炮、山炮合计仅门。

7、年3月，贷给中国“无担保无利息、无指定用途，无附带条款的贷款”5亿美元。

在抗战中，中国获得美国先少后多的借款8次，共7.亿美元及15.48亿租借款大量物资援助。对支撑重庆政府在抗战中后期度过财政危机，坚持抗战，作用巨大。

“在抗战结束前的几个月里，后方已经毫无生气可言。普通消费者的所有储蓄和可变卖的财产，都用来维持生计；税吏和士兵的强取豪夺使农民痛不欲生；军队的逃兵每天都在增加，全国的抵抗精神被无情的通胀给扼杀了。如果胜利不是在年8月到来的话，后方的经济很快瓦解。”（《通胀螺旋》，p）

五、战后国民政府“三桶金”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恢复了除中共解放区和东北以外的全部治权，重新掌控了三大税源90%，并得到美国巨额军援。另又发了两笔横财；一度“钱袋子”鼓了起来：

一是除各地各级党政军诸侯，借没收敌伪财产，肆意“劫收”民商、民企、民产无数外，还通过宋子文牵头的“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及下属各地“敌伪物资产业处理局”，以没收“日伪奸资产”由，聚敛了大量财富。

据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仅中央银行就接收南京伪中央储备银行库存黄金55.34万两、白银.万两、银圆37.万枚、美金万元；北平伪中国联合银行库存黄金17万两，美金1,.万元和2.万英磅。接收敌伪财产6,亿元。另外，各城市还陆续上交处理敌伪产业所得收入。仅平津地区上交1,亿元，以上海为中心的苏、浙、皖地区则上交多亿元。

划归行政院的“资源委员会”，代表国家官僚资本，控制了除东北和解放区外，全国的钢铁、煤矿、石油、有色金属、电力、机电、化工及水泥、糖、盐、造纸工业；还接管了日本在华全部纺织设备（上海万支纱锭、1.75万台织机。天津和青岛73万支纱锭、1.57万台织机，总计万支纱锭，3.2万台织机。其中少部分由中国人所有），成立了中纺公司。

日本向中国移交的棉纺业、化工、机器制造、机电制造、烟草、粮食加工、印刷厂等家工厂、29个矿山和9个电厂，原多为中国业主所有。日本自建的只有棉纺厂和电器制造厂。

接收2,家工厂，开工的只有家。

战后蒋氏，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在金融和工业资源、运输、纺织、化工、进出口等多个领域确立了垄断地位；又向美国无限全面开放市场。从内外两大领域，全方位严重压迫了民族资本生存空间（注：即如今日实施所谓：国进民退、国强民弱之策）。

二是低价兑购伪币，洗劫沦陷区人民

年9月26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伪中央储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规定流通于华中和华南的伪中储币券圆兑换法币1元。11月21日，公布《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银票收换办法》，规定流通华北沦陷区的伪联银劵5圆兑换1元法币。并限期（4个月内）兑换。当时实际比值为（中储币劵：法币）为：48：1；（联银券：法币）为2：1。国民政府通过贬值兑换，获利约2亿美元之巨。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掌握有万两黄金和9亿美元外汇，跃为亚洲第一首富。

六、被内战拖垮的国民政府财政金融

年，孔祥熙因“美金公债舞弊案”，被宋子文、陈果夫、陈立夫联合监察院于右任等联合倒戈，被迫辞去行政院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四行总处副主席五个重要职，只剩下国府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国银行董事长官衔。此后，孔宋夫妇淡出中国政治舞台，把大部资产转移海外，在南美和美国投资、经商。年8月16日，孔祥熙因心脏病在纽约逝世。

年。宋子文成为代理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年专任行政院长，年兼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重掌财政经济大权。年3月，为遏制国统区通货膨胀，稳定法币，筹措战争经费，宋子文开放黄金外汇市场，大量抛售黄金、美元回兑法币；继而引发黄金、外汇风潮，出现战后严重金融危机。

年3月，国民政府宣布黄金市场开放，3月4日始，中央银行在上海配售黄金，配售价格随行就市，配售方式为明配暗售，对银楼正式配售套，同时在市场暗地抛售。由宋子文和其亲信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著名建筑师贝聿铭之父）直接指挥，连当时财政部长俞鸿钧都不能过问。南京政府出售黄金、外汇净收入为5.12美元，约合12,法币。相当同期支出的15%，年停售黄金后，外汇卖出数量也下降，当年售出黄金、外汇收入为2.6亿美元，收回约31,亿法币，占支出比例为7.2%。

年内战开始时，国民党统治区实体民族工商业已大量倒闭，上海3余家倒闭75%，武汉、昆明的工厂半数停业，重庆工厂倒闭80%以上。河南、广东、江西、江苏、湖北、福建、绥远遭特大自然灾害，濒于饿死灾民3,多万，湖南，广东耕地抛荒40%，河南30%。

原定征购粮食8,万石，但到10月底，仅征万石，为预定征购额的2.3%。财政部长俞鸿钧年6月8日在立法院报告：本年1至5月，财政支出为1.5万亿元，收入仅亿元。7月—8月间，每月军政费用增至1万个亿，各项收入仅1,亿元（含美援），赤字达到7倍。这一时期财政赤字65%靠通胀支付，10%靠变卖储备黄金，美金和国有企业资产。结果，打到年，负债累累，只能增发货币，导致物价飞涨。

年，美国特使马歇尔在调停国共停战时，就根据美国智库的分析，警告蒋介石不要妄动，发起内战争。马歇尔说，一旦打起来，国民政府财政最多支持半年。但陈诚等主战派盲目自大，说“三个月——六个月必能全歼共匪。”

从年3月4日至年2月15日，南京政府共抛售黄金万两，约为万两黄金储备的60%。当时，仅津浦、陇海一带，云集数十万国军。许多将领把军饷倒运到上海抢购黄金，为争夺运输工具经常发生武装冲突。由于中央银行失控，年2月15日宋子文下令停售黄金，引发2月17日黄金风潮。这天，黄金每两高达61.1万元，

黄金暴涨风暴，席卷国统区各大城市，整个市场在物价通胀中陷于极度混乱。

年2月下旬，宋子文被迫辞职；5月被免去四联总处理事会副主席一职。

蒋介石与孔宋的先后切割，已挽救不了财政金融大崩溃的结局。

年经济危机更严重。多省饥荒，大片耕地荒芜，江苏60%，安徽、湖南各1/3,。按最低需求，缺稻谷6,万担，小麦5万担。年，国民政府财政收入14万亿元，总支出43万亿元，赤字29万亿元，占总支出70%。年货币发行量3.7万亿，47年猛增至33万亿，约为年发行量10倍。元法币，年可买一头牛，年可买一条鱼或2个鸡蛋，年只能买1/6固本肥皂，年只能买一个煤球。2/3的纸币发行增量直接用于军事开支。

毛泽东年5月30日在陕北与胡宗南打游击时，就在新华社评论中指出：“和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已经发现它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事实证明：“蒋介石政府的强大只是暂时的，表象的，这实际上是一个外强中干的政府。”“它的前途必然是众叛亲离，全军覆灭。”7月21日——23日陕北“小河会议”时，毛泽东对贺龙、杨尚昆、马明方、张宗逊、王震、张经武等参会领导说，“对蒋的斗争，计划用五年解决，但要准备五年、十年计划。”

年6月，毛泽东在靖边小河村驻扎，一面指挥反胡宗南重点进攻，一面战略布置，指挥全国各大战区实现从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从内线作战向外线作战的大转换。毛泽东当时就抓住了蒋介石的致命弱势，指出：“蒋军因财力不可避免的严重损耗。而难以再支撑三、五年。”

当年7月4日，国民党政府通过了“国家总动员提案”，随即颁发“勘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通缉毛泽东等中共要员。毛泽东立即反击，让胡乔木起草、亲自修改，于7月14日以新华社社论名义发表《总动员与总崩溃》。中心意思是，蒋介石的总动员解救不了他的总崩溃。按毛主席要求，社论点出三条：一、“军事上：从年6月底开始全国大打，将他的正规军个旅中的个旅用于进攻解放区，但是第一年作战被我消灭了个旅，今后一年我军将再消灭蒋军个旅。”二、“再看经济：蒋介石早已总动员，这就是总动员保甲长一年四季勒索农民的粮食，总动员印刷机一天二十四小时印钞票。以抗战前夜的物价做标准，日本投降前夜的物价约为0倍，而这次总动员前夜的物价为6万倍。蒋介石的法币发行在抗战前夜是14亿，抗战胜利前夜是5,亿，而这次总动员前夜至少在16万亿以上。所谓总动员，就是物价飞涨和通货膨胀，人民固然遭殃，蒋介石也难逃财政总崩溃”。三、“政治：蒋介石多年以来，无论内战打的多凶，总是不放弃宣传他的‘政治解决’。但是随着他的军事失败，经济困难，他不顾一切而宣布总动员以求统一内战、而一切都换取不了蒋介石的总崩溃。”

蒋方军费年年激增，财政赤字膨胀。年，军费开支约为6万亿元。年岁入12万亿，支出40.91万亿，赤字28.9万亿。年上半年收入80万亿，支出万亿，半年赤字万亿。年12月—年6月，增发货币万亿元；到8月19日增为.5万亿。8个月内膨胀18倍多。

上海自年经5次物价大涨价，到年8月，物价上涨56倍。经济危机严重，工厂大量倒闭，如青岛、沈阳、长沙、天津、衡阳等达70%——80%。年8月，法币增发至.69万亿元。年8月份，又据王云五提案，出台金圆券币制改革。金圆券同旧币兑换率为1:3，，.试图以此阻止货币贬值。但根本抑制不住滥发，继而引发金融总崩溃。

在年9月，金圆券改革前，中国金融界大佬张嘉傲、陈光甫等就警告蒋介石，没有储备基金20亿美元，币改就是灾难。蒋介石原寄希望召开国大、立宪，可获得美国政府曾承诺的战后政治贷款20亿美元，结果由于共产党和民盟两大在野党缺席，美国人认为老蒋还是一党专政，不是民主联合政府，就未批准这笔支援。年11月28日，宋美龄代表蒋介石赴美“公关”，乞获30亿美元军援，被美国总统杜鲁门和朝野冷落，未果。失去美援支持，蒋介石被迫于年元旦公告，宣布辞职下野。

年预算出售美军低价转卖给中国政府的太平洋小岛物资约值5亿美元，至年，除大部分调拨军各部门；实际交易收入仅2,多万美元。南京政府财政收入中，约有1/3来自政府财产拍卖。年预算，出售敌伪资产净收入6,亿法币；年预算，出售敌伪资产净收入8,亿法币。年春，南京政府将2/3的前敌伪棉纺厂（价值2亿美元）及其所有的仓库码头（价值1亿美元），划给中央银行。拟出售，为发钞筹集储备金。但私人投资者无购买需求。

金圆券发行很快就突破原定20亿元限额，年4月高达5.16万亿。从年8月底到年4月底，物价指数上升13.5万倍。年2月23日，李宗仁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又通过“财政金融改革方案”，允许银元自由流通即“银元改制”，宣告以金圆券为本位币的“币改”失败。工厂进一步大规模停产倒闭。农业产量，年比年又减了40%以上，不到抗战前年的50%。

淮海战役后，老蒋已知大势已去，开始从上海向台湾转移黄金、美钞。年底开始，蒋介石下令将"央行"存金约万两。运台湾多万两，厦门鼓浪屿黄金多万两（用于内战）。另有转移与万两黄金等值的美元与欧元。总约5亿美元。年——年，台湾当局开销约万两黄金。有万两黄金存新北的文园金库。

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辞职，但仍掌控着财政、金融、军事大权。据李宗仁秘书梁开俊回忆，国民政府从南京撤退时，国库尚存有黄金万两，美元5,万元，经合署的棉纱总值不少于1,万美元，还存有价证券，合计总约2亿美元。但牢牢掌握在“下野”的蒋介石手中。李宗仁手里没有米，一兵一卒也调动不了。年4月22日，李宗仁政府从南京逃跑，钱都是借私人的。

年4—5月，南京、上海、浙江解放，蒋介石经济上主要来源断绝了。上海这个最大的“钱袋子”，终于丢失了。年11月，胡宗南从宝鸡向四川转兵，20多万大军，没有军费，没有补给，没有冬衣，找老蒋求援。老蒋回电，我这只有3,万元，实在没办法。你自己想办法等集。到了12月，胡宗南主力部队20余万到四川后，陷于无粮无款无补给困境，在我军强大压力下，不堪一战，纷纷倒戈了。

蒋介石初兴于上海。年，他敢于发动"四一二"另立南京政府，是因为他首先通过张静江等搞掂了江浙金融界财团，先收了1,万元捐献，又质押海关厘金，一笔融资3,万银元。继而开启高负债打仗时代。有了钱，他才能支撑每月1,万以上的政府、军队开支；才能用巨资收卖各大派系新军阀；才能调动百万军队围剿红军。他一靠枪杆子；二以江、浙、沪的税收，尤其是关税盐税等预期收入为质押，融资负债经营起家。而同期武汉政府经济政策过"左"，失去财政来源，只好依附于蒋。

老蒋掌权后，就把长江中下游作为武统中国的核心基地。年后对红军连续发动“五次围剿”，战略目的是消灭威胁长江中下游的心腹大患。

抗战后，蒋介石失去对长江中下游控制。新四军则逐步控制了华中，控制了长江中下游，直至年4月20日，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迅速夺取南京、上海、武汉，全盘接管了老蒋的核心地盘。

年2月，金圆券原定发行20万亿，实际发行超过万亿元，是抗战前47万倍，物价上涨了49万倍，蒋氏王朝的财政金融彻底崩溃了。民心尽失，军事大失败。民族资产阶级和中间势力选边：“弃蒋拥共”。

年4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援华法案》，主要内容：对华援助总数为4.63亿美元，其中1.25亿为“特别赠款”，由国民党政府自行规定使用，经援部分3.38亿，为期12个月。后总额减至4亿。由美国经济合作署负责实施。但中国形势巨变，蒋介石败逃台湾，许多经援项目和军事物资尚未实施或交付，后转移台湾用于支援蒋军。

靠负债融资、武力起家的蒋家王朝，就像狂风暴雨中的“泥足巨人”，终于破产了，彻底完蛋了。

七、通膨螺旋上升之源

中国银行之父、民国金融专家张嘉璈，年赴美国任教。年他写了本书《通胀螺旋：中国货币经济全面崩溃的十年（——）》，以当事者身份，全貌记录了10年通货膨胀发展过程，资料翔实可信。

张嘉璈认为，形成国民政府时期的螺旋通胀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是“需求大于供给”。需求增长最快是政府财政支出；而造成政府支出增加的主要构成是军费支出。在政府财政支出中，军事费用长期占60%-70%。他总结道：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并没有就战争开支问题制定出合理的政策。政府也没有通过削减其它开支来抵消军费的增长；虽然管辖区域缩小，既有税源下降，但政府却没有在后方建立合理的税收体系以减少日军占领工业城市造成的税收损失：战前的过渡发行严重破坏了政府债券的信誉。”

“从年到年，中央政府的开支总额上升到年时的5倍，收入则是1.6倍，赤字为6.3倍。这一趋势在-年间有短时逆转，主要是因为政府在田赋征实已外又实施了粮食征借和鼓励储蓄等措施。年的政府收入是年的29.38%倍，相应支出是17.17倍，而赤字则是.23倍。”

“不幸的是，抗日战争结束后，政府不仅未能平衡预算，甚至进一步扩大了开支，导致赤字继续增加。年第四季度，政府开支突然跳升至第三季度的15.47倍。自年开始，通胀压力使得政府开支继续增加，而这反过来又加剧了通胀压力。年仅政府开支比上年增加了%，年同比又上升了%。年的收入增长幅度是%，年则是%。由此导致的财政赤字占总支出的比例由年的62%上升到年的67%。几乎所有的赤字均依靠银行贷款来解决。”（《通胀螺旋》p-）

“战后法币的步步走贬逐渐使银行体系陷入瘫痪，破坏了货币市场的正常运行。银行能否正常运行，取决于公众对通货的信心多寡。年底以后，公众的信心开始逐渐下降，到年前几个月，资金外逃已然形成趋势，（48年，8月份的币制改革根本无力回天。其结果是，银行系统的金融和经济角色乃至银行业务的标准都随之恶化，并在年货币市场最终崩溃时达到极致。在这种情况下，迟到的反通胀措施，不管多么完美，都注定是要失败的。”（《通胀螺旋》p）

蒋介石失败后，不反省经济被他发起的内战拖垮的根本原因，反把经济大崩溃的败因，归罪于由于共产党“造谣惑众”，导致孔祥熙被错误撤换。

年9月1日，蒋介石（总统）、严家凎（行政院长），联名为逝者孔祥熙颁发“总统褒扬令”，并附蒋介石撰文“孔庸之先生事略”。摘“事略”部分“奇文”如下：

蒋介石这样评价孔祥熙：

一赞其：“性行敦笃，气势恢宏”，“尤以财政金融制度，擘画兴革，克臻统一，八年抗战，长期戡乱，而军需民食，未曾匮乏，共讦谟勳业，自古千古”。

二叹曰：“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告终，即我抗战结束之初，共匪乃千方百计，造谣惑众，动摇中外舆论，企图推倒我国民政府者，必先推倒我财经当局阴谋，于是矛头乃集中于庸之先生一人，使其无法久安于位，而不得不出于辞职之一途，唯当其正式交卸于其后任时，其在国库者，实仅有外汇九亿余万美元，而其他金银镍等各种硬币，所值美金一亿三千万余元，尚不在此数之内，以上两次合计，实值美金十亿美元以上，乃可谓中国财政有史以来唯一辉煌之政绩。......然当其辞职以后，国家之财政经济与金融事业，竟皆由此江河日下，一落千丈，卒至不可收拾，于是末及三年，共匪之阴谋达成，而我国与民族，至今竟蒙此空前之浩劫，政府与人民且遭受如此奇耻大辱，更是证明孔前院长在其任职期间，自北伐剿共以至抗战胜利为止之二十年中，不辞劳怨，不辩枉屈，而一心竭智尽瘁，报效党国，其革命之精神，自足为吾辈与后世崇敬难忘者也。”

张嘉璈则从政治与经济角度指出：“在中国，政治领导人可以随意操纵财政预算和中央银行。不理解所要应对的经济力量的本质，他们选择忽视这些力量。政府找不到其他资金来维持自身开支。通胀不改变轨迹，一路肆虐，政府的最终命运早就注定了的。经济不稳定最终导致对国民党政府信心的全面丧失，随之而来的是政治和社会道德的崩溃。在这种混乱的政治和道德中国，几乎任何一个承诺要进行彻底变革的军事组织都能在没有强烈反对的情况下行动起来，共产党正充分利用了形势。”（《通胀螺旋》，p）

蒋家王朝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失去人民拥护。

八、枣核型社会经济结构下的中间势力“弃蒋拥共”

中共初心期，把革命目标锁定为“为人民求解放、谋福利”。探索践行把革命与满足人民发展需要相统一，紧密动员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年，毛泽东就认识到：“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毛泽东，年1月2日，《全国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结论部分》）

中国革命依靠基本力量是社会底层的广大劳苦大众；但光有贫苦大众参加，尚不足支撑中国革命胜利。这是已被土地革命战争失败证明了的真理。打击中间势力，把中间势力视为最危险的敌人，“仇富敌士”，也是左倾机会主义者，一度将中国革命引入自我孤立绝境道路的教条主义致命错误。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形成枣核型经济社会结构，这一结构自鸦片战争后没有根本改变。中间势力、包括自耕农、半自耕农、中小地主、手工业者、商贩、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中上层资产阶级“左翼”，是社会生产力的主体，占中国创利人口绝大多数。

历史证明：在中国百余年大变局中，得到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包括知识分子、自耕农、小资产阶级、小业主自由职业者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间势力，即除工农无产者以外的广大有产者、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的“选边”，是政权兴替时，决定优势确立的胜负手。

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即中间阶层的孙中山革命党人，得到底层民众支持，取得了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宪政共和国的胜利。北伐战争，得到以蔡元培和江浙财团为代表中间势力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右翼支持的蒋介石集团，取得替代北洋军阀，统一中国的胜利。抗日战争，国共两党在抗日领域都得到中间势力支持。

年，中国工人阶级只有约多万（工业GDP不到10%。总产值约亿）；土改前，农村绝对贫困的无地流民、贫农，约占农村人口10%——15%（不平衡）左右。他们中极端贫困的那一部分人，革命性最强，但势单力薄，毕竟从来不是社会财富创造和交纳税赋的主体。因此，年5月，毛主席在“城南庄会议”就主动缩小了“革命对象”的范畴，明确要求，今后政策的中心是“团结百分之九十，分化其余的百分之十”。由于路线、政策正确，毛泽东的争取多数人民目的达到了。

在解放战争中，以黄炎培、张澜、胡厥文等为代表的民主党派阵营及其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和由依附于这个阶级的小资产阶级、自耕农、市民、知识分子等阶层组成的中间势力，最终“弃蒋拥共”的政治选边，就使蒋介石集团不仅被工农劳苦大众孤立，也被占人口80%以上，创造社会生产总值90%以上的中间势力所孤立。而中国共产党则在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五大阶级和各民族联合的新民主主义旗帜下，赢得除地主阶级、官僚资本、大资产阶级“右翼”集团以外的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护与支持。

而失去多数人民的支持，蒋政权的合法性就丧失了。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道，就是人心。

第十章、苏联军事援助是东北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

历史虚无主义是唯心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是“实事求是，存实求真”。对于苏联曾经给予中国革命的援助，由于政治需要，或相对夸大或绝对否认，都是历史唯心论的歪曲反映。

日本在占领东北的16年间，为建立海外经济后方，累计投资的亿美元用于东北基础建设和工农业、文化教育建设，使东北GDP超过日本本土，成远东第一。苏军于年8月，百万大军进军东北，一举歼灭关东军。据国民政府年的统计，作为战利品，苏联拆运白资企业工业、设备价值8.8亿美元（连带损失约20亿美元），这是一笔账。另一笔账是苏联对中共东北军队，有过重大军援。

一、东北解放战争期间

根据《解放战争苏联援助东野武器相关细节考》，年——年，东北共军从苏军处最少得到日式枪支30万（另统计40万——50万）、飞机架（完好架左右）、轻重机枪2万挺、掷弹筒1,具，火炮1,门（另统计：2,门）、其中毫米火炮约门，弹药无数，还有大衣2万、棉裹腿近10万。从东北和朝鲜运向关内华北、华中战场枪支2万、子弹2,万发，4.5万发炮弹、22万斤炸药等。约可装备50——60个师。据山东军区肖华司令5月28日电，年5月，驻朝苏军开始经辽东军区向山东军区发送武器弹药。至9月，朝鲜北部所存日军各类武器弹药，共2,多车皮（一车皮载重40吨-50吨）已全部运抵安东。

东北共军还从苏军处接收了沈阳、珲春、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及抚顺、本溪、延边、大连多家重要兵工厂、物资和配套工厂。到年，东北共军军工年生产能力达到年生产手榴弹万个，子弹2,万发，各种炮弹万发。已整体超过国统区军工生产能力。大连在接管日伪兵工厂后，由华东局出资3.5亿，东野出资1.5亿组建的建新公司（由华东财委主任朱毅主管），年，已达月产日式75毫米山炮炮弹3万发。国民政府八年抗战，才总产4,发。著名的军工英雄、新四军老战士、《把一切献给党的党》的作者吴运铎，曾任建新兵工厂技术部负责人。

年——年仅“建新公司”就生产、提供炮弹53余万发；引信86余万枚，弹体中碳钢吨，无烟火药吨，迫击炮1,门及其他军工产品。孟良崮战役，“建新”提供3.4万发炮弹；淮海战役，“建新”供炮弹20万发。“建新”仿制美榴弹炮弹6万发，还在抗美援朝战争上大发神威。

在苏军暗中帮助下，在解放战争三年中，中共旅大党组织往前线输运兵员3万余人、军鞋万余双、军服万余套，还有大批药品、医疗设备。此外，通过出口粮食、大豆出口贸易、进口汽油、铁路器材、机器、布匹、药品的中苏进出口贸易额，年——年，为4.49亿卢布。

《陈诚回忆录、第六章，第一节受降》，则记载如下：

“俄军在东北缴获日本战俘五十九万四千名，飞机九百二十五架，坦克三百六十九辆，装甲车三百十五辆，野炮一千二十六们，机枪四千八百三十六挺，步枪三十万支，无线电机一百三十三座，汽车二千三百辆，把车一百二十五辆，骡马一万七千四百九十七匹，此外尚有日军缴出的补给站与库存储：野炮一千四百三十门，卡车三千零七十八辆，马十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匹，补给车二万一千零八十四辆，特种车八百一十五辆，指挥车贰佰八十七辆，以上各种武器装备，苏军可能保留一部分，其余即悉数供给了共军。”

尽管苏联，中共，国民党三方的统计口径有较大差别，但苏联在东北战场给林彪部提供了巨额数量武器、通讯设备、弹药；转交了大批日伪兵工厂、钢铁厂、机械厂、煤矿、铁矿、化工厂、冶金厂、酒精厂等，从而使东北共军装备有了重大更新，并形成了强大兵工生产能力，则是不争之实。

年，东野夏季攻势，已有步枪，坦克协同进攻能力。辽沈战役前，东野部分主力已美械化。打锦州，多门大炮轰倒城墙，渣土填平了壕沟。坦克先开路，步兵冲锋，攻入城内，每50米为一节，火炮逐节推进。围攻沈阳，准备集聚火炮0多门。

年1月打天津，多门大口径火炮齐轰。配备16辆坦克，16辆装甲车开道。国民党军在从未经历的密集重炮火轰击下，伤亡惨重，军心溃散。固若金汤的天津，29小时就失守了。早已不是靠炸药包，挖壕沟的旧战法了。

淮海战役是三大“野战攻坚战”。每役华野集中动用火炮多门。火力完全压倒了敌军。“小米加步枪”只是个形容；三大战役，兵力、后勤和大炮才是决胜的武器。

但与战后美国给国民党军的军援和美式装备相比，无论种类、技术性能、数量都相差甚远。年6月，美国向蒋军提供飞机架，7月，又移交军舰艘；到年10月，用美式装备国民党武装各军兵种86万余人，培训十三个部门各类军事人员14万—15万人。年9月——年6月，美国为海运、空运30万国民党武装力量从大西南到华北、华东、华南、东北，援资6亿多美元。到年6月已有9万海军陆战队进驻上海、青岛、天津、北平、秦皇岛，为蒋家王朝保驾护航。

但军事失败，蒋介石就成了“先进武器”和军需运输大队长。仅起义投诚部队就有万。解放军空军、海军、炮兵、坦克兵、通讯兵、工兵等新兵种的技术骨干，很多来源国民党军队。

苏联对东北战场的支援还表现在：

1、把苏军保护区（大连和北朝鲜）作为南满中共党政机关的后方基地。

2、封锁东北出海口，增加了国民党军队运输补给困难。

3、交通保障：开放大连一胶东海上运输航路、中长铁路。派约人的专家团并利用苏联在远东的工厂提供大量技术设备、金属构件、钢轨、桥桩、钢梁，帮助我方修复日军撤退时严重破坏的公路铁路、大型桥梁以及机车厂、修理厂、通讯联络设备等。截至年12月15日止，在苏联工程技术人员支援帮助下，已修复南满最重要的铁路1.5万公里，总长9多米的座大众型桥梁，其中包括桥长米的松花江二号大桥，哈尔滨至长春间的米的马河大桥、吉林至长春全长米的松花江大桥，以及其他各线的12座大中型桥梁。

为扩大中苏贸易，苏联还帮助恢复和发展了松花江、黑龙江的水路航运。自年5日起，在松花江的各个港口和黑龙江、北岸的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等港口间开辟了定期货运航线。

4、中苏贸易：年12月21日，年2月21日，苏联外贸机构与东北民主政权签订了两次贸易大合同，大量进口军需及建设物资，及少部分民用物资。年贸易预算为9万卢布，年为1.5亿卢布，年达2.02亿卢布。

其中，年初，购进汽车辆，48年2辆。大部给军队，后勤运输，援助东北部队部分实现了骡马化向汽车化的转变。

中共东北局在工作总结中评价：

“红军在东北驻防，使我们能抽出力量在乡村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同时根据中苏条约约定，旅顺口又是苏联驻防地区，这样把守住海口，阻止了国民党从旅大的入侵。由于东北与苏联唇齿相依，数年来东北首先接受了苏联以兄弟般的关系给予我们的有力的帮助，如通过贸易，解决了通讯、军工、运输、服装的困难，增加了我们进行解放战争的物资力量；派遣了铁路、工业、防疫、医疗的专家，供给了锄奸情况。”

二、朝鲜战争期间：

新中国成立以后，据李先念副总理《关于年和国家决算的报告》，自年——年，中国欠苏联外债本息总计为57.43亿元人民币（年前已还33亿人民币）。

主要是两类：

（一）、军事装备

年12月毛泽东访苏期间，与斯大林达成3亿美元对华贷款协议，其中50%用于订购攻台急需的海军装备。

朝鲜战争期间，苏联援军事贷款56亿卢布（约合13.4亿美元），用于购买苏式军事装备。这笔军备费用，中苏共同负担，按成本价各出50%。年11月，由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与苏方签订军事贷款协议：以年10月19日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为界；此前订货以全价付款，以后为半价付款。

朝鲜战争期间，苏联共向中国半价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中国应付折30亿元人民币。年苏军从旅顺撤军时，又移交给中国折价9.8亿元人民币的装备。两笔总价应付款折39.8亿人民币。

第一、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中苏达成贸易协议：苏方向中国提供所需工业设备，中方以农副产品、矿产品出口抵偿。总额约28亿人民币。

朝鲜战争期间，苏联提供了大量陆、海、空苏联军事装备。

陆军：

根据《朝鲜战争中苏联援助中共的武器装备清单》载，斯大林根据毛泽东年11月7日的电报请求，批准苏联于年1月—2月间，给前线志愿军12个军计36个师提供苏军换装的旧制苏式步枪14万支，子弹5,万发，苏式自动步枪2,支，子弹8,万发；苏式重机枪2,支，子弹2,万发；飞行员用手枪1,支，子弹10万发；TNT炸药1,吨。这是第一批军援。

年5月25日，第五次战役后期，毛泽东主席派总参谋长徐向前率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联政府谈判信贷购买了60个师的苏式新一代武器装备。当年10月，双方正式协议，年装备4个师，年装备16个师，其余40个师装备分两年到年底供应完毕。50年代前期，中共有个陆军师，56个师为全苏装备（另3个师装备给了朝鲜人民军，一个师装备拆散给各军事科技训练团）；其余50个师装备国产仿苏式武器。但由于换装后抗美援朝战争已处于末期，实际只有3个苏式装备步兵师直接参加了朝鲜战争。

我军在年代初，用苏联大炮装备14个榴弹炮兵师，2个反坦克炮兵师，2个火箭炮兵师，野战高射炮兵师5个，城防高射炮兵师3个，高射炮团33个，探照灯团4个、雷达团1个，独立营8个。有30多个炮兵团参加了朝鲜战争。个独立高炮营，有53个入朝参战。

用苏联装备器材、舟桥装备了28个工兵团；其中入朝参战13个团。入朝的铁道兵10个师，加上铁路员工共15万人，铁路设备和工程器材基本购自苏联。全军和志愿军的器材、防化器材、全部从苏联购买。

年10月19日，志愿军首期赴朝共有汽车1,余辆，到12月底补充12,辆，损失6,辆，受损率60%以上，到年停战，共拨调志愿军苏制汽车21,辆，损失50%以上。当时中国不能自产汽车，只能从苏联购买。

我军在年——年，按苏联编制，每个步兵师（人），有三个步兵团，1个炮兵团，1个坦克自行火炮团、1个独立高炮营、1个独立五七反坦克炮营。炮团装备有毫米榴弹炮、毫米野炮、毫米迫击炮各1个营（12门）。坦克自行火炮团装备T34坦克24辆，76毫米自行大炮16辆，独立高炮营装备37毫米高射门12门，独立反坦克炮营装备57毫米反坦克炮12门。全师步兵武装13,件，炮门，汽车辆，特种车84辆，马车辆，马1,匹。使志愿军和解放军陆军武器装备上与美军的差距，从40年缩减为20年，有较大提升。参加抗美援朝的将士们都说，若入朝时陆军50个师有这样配备，毛主席和彭总的“大围歼美军战略计划”早实现了。

空军：

朝鲜战争期间，苏联空军采取轮战方法（一般同时保持一个航空军三个师架飞机左右），先后投入七个航空师和十几个机场的场站部队，约5万多人。有飞行员2,多名参战。共击落美机1,多架，损失多架，牺牲飞行员余名。还掩护志愿军空军多批次作战。在鸭绿江南、清川江北建立起“米格走廊”，严重挫败了美军的“空中绞杀”战略。在减少志愿军后勤损失，保障志愿军在“三八线”与美国战略相峙，起了关键作用。

年，苏联还派一个米格-15航空师进驻华东各机场，帮助中国组建“空四旅”（后空1师，空4师）、防空军，确立了东南沿海制空权。

苏联还向中国空军提供了4个歼击机师，一个轰炸机师的大部分飞机和装备。到年底，中国进口和接收苏联飞机5,架。军用飞机3,架（年无偿提供架米格-15飞机）。还根据民苏联提供图纸，全套技术，在苏联专家帮助下，自主生产了轰-6，米格19，米格21，造出了歼六、歼七。年，苏军还为中国空军培训了多名苏军标准的一级飞行员。

年，中国向苏联订购了各种飞机架，以后每年都增加购买，年——年，苏联，从东北撤军时，又有偿低价转让了驻华5个飞行师的飞机。

海军：

年，中国利用苏联2,万美元贷款，从苏联购买了36艘鱼雷快艇和猎鱼艇等各类小型舰艇。年6月4日，中苏签订《关于海军订货和建造军舰方面苏联给予中国技术援助的协定》。根据协定规定，苏联向中方有偿转让生产多种舰艇的材料，技术资料。年2月，中苏又签订新的军事技术协定。苏联承诺向中方提供常规动力导弹潜艇、大中小型导弹舰、中型鱼雷快艇、水翼鱼雷艇等5种型号的舰艇和潜对地导弹、舰基航飞导弹的制造技术和部分装备、材料。在此之前，中国已引进了地对空导弹，前后多次打下美制包括U-2的多种高空侦察机。

（二）、工业设备及技术援助

中国第一、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以1%利率提供了3亿美元贷款，援建了个重大项目；另从年2月14日——年10月31日，提供56.76亿旧卢布贷款，用于军事装备，战略物资采购等。

这些重点项目，包括电力、水利、煤炭开采、钢铁、机械、化工、汽车、船舶、飞机、坦克、机械、铁路、导弹、原子能等。苏联援华技术专家5,余名；还提供了包括原子弹在内的数以万套各类技术资料等。

总之，苏联的军事技术、货款援助，为抗美援朝胜利和中国工业化起步和军事装备现代化转型，为许多工业制造业和军工产业实现0—1的突破，提供了巨大支持。

年——年，抗美援朝的军费支出66亿，加上苏联贷款约33亿，总支出约亿。年，全国GDP仅亿，财政收入62.17亿，赤字5.88亿，年，全国财政收入.24亿，财政支出赤字5.97亿。年—年，军费支出占财政支出70——80%。全国人民出兵出力出钱，支援志愿军。全国人民为朝鲜前线提供各类作战物资余万吨（美方是万吨）。有万青年人参加志愿军。

年的“献炮献机运动”，收到人民捐款总额55,.37万元，可购3,架米格-15战斗机。荣毅仁捐了7架半米格15飞机；常香玉、梅兰芳、西北军起义将领高桂兹、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前飞虎队飞行员、两航起义工程师何启帆、班禅顿尔德尼、山东资本家苗海南、宁波资本家王宽诚、爱国少数民族民主人士新疆哈萨克人巴什拜省拉克等社会名流，都捐了米格飞机一架。

美国国防开支年，.18亿美元；51年.71亿美元；52年.37亿美元；年达.41亿美元。而中国年GDP才达亿美元，实力悬殊。美国军事重点在欧洲。朝鲜战争也消耗巨大，支出军费约亿美元，供应军需万吨。按中朝苏口径，联合国军战损67万人，中朝苏战损约62万人。

历史证明：中国每一次大的发展进步阶段，都离不开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生产力的引进；抗美援朝的胜利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取得的伟大胜利，离不开世界友好国家和人民的帮助和支持。

弱小阶段需要朋友。今天强大了，更需要朋友。

寄语：以史为鉴，君子豹变

一、以史为鉴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实事求是路线与“左”、“右”错误路线的激烈斗争。“左”和“右”的错误思想在于“离开历史”。正确的思想和路线，“都是从我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的”，“也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p-页，人民出版社版）。毛泽东总结“左与右的相通，因为都离开过程之正确的了解，到达了不顾过程内容，不分析具体的阶段、条件、可能性等现象的一般的空洞见解。因此，他们两极就会于一点。”（《毛泽东哲学批注集》p-页，中央文献和出版社年版）

毛泽东多次讲过，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经历了艰难过程。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回顾党的历史时指出，第一阶段，大革命时期，是党的幼年时期，“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这是在紧要关头“使革命遭到失败”的原因之一。“第二阶段，即土地革命战争的阶段。由于有了第一阶段的经验，由于对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的进一步了解，由于我们的干部更多地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我们就能够进行胜利的十年土地革命斗争。”（《毛泽东选集第2卷》p-，人民出版社年版）。毛泽东认为“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在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我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般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阶段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很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集下册》p，人民出版社在年版）

毛泽东总结历史经验：

“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二十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更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他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p，人民出版社年版）

时代不同了，但毛泽东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认识和运用客观规律的经验总结，仍有指导意义。对于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如何实现中国梦，我们的整体认知，还处在探索阶段，远远没有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如果说，有人自称“完全认识了”，则如毛泽东当年评价：“那是吹牛，我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

二、“君子豹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经四十余年奋发图强，已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是解放军装备从近代化向现代化质变的基础。

陆军装备现代化，一个集团军需投资1,亿元；

海军装备现代化，装备一个中型航母群需投资亿元，装备一个大型航母群需投资1,亿元。

培训一名舰载飞行员或优秀歼20飞行员的训练费用约5千万元—3亿元；装备一枚东风41战略核导弹需投资25亿元；歼20隐形机造价约5亿元；歼31造价约3.6亿元。歼20、歼31起飞一次成本约40万元。一个中型航母群的年常规运营成本约为80亿元，未计算导弹发射和飞机损耗和其他战损费用。

我国年国防预算仅为.84亿元。9年，国防预算执行为.99亿元（按当时汇率，折.64亿美元）；2年国际预算支出亿元（约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二。但仅为美国2年军费7亿美元的不到1/3。按GDP和人均指标占比，尚处于中等水平。

尽管和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时期相比，中美在军事装备的代差已大大缩小，但还远远达不到军事实力对称均衡。中美面临长期战略对峙重大风险。美苏20世纪冷战的经验说明，军事战略均势，或是唯一可阻止世界大战发生的有效长期战略对策。

现代化军事装备的更新，一靠科技实力；二靠经济实力；三靠科学发展观指导。

没有科技领先优势，没有雄厚的国力支撑，就没有现代化国防，就形不成打赢信息化条件下海陆空天一体化战争的强大战斗力。

人民军队，既要继承发扬“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任何敌人所屈服”的亮剑精神和英雄气概；又要科技领先，武器精良。精兵利器，缺一不可。

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时刻面临外部环境的严峻挑战。

中国梦，绝不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梦，也绝不是凯撒、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之梦。中国梦，应该是中国人民和全球各民族、各国家、全人类，不分信仰、人种、贫富、意识形态，和谐幸福相处之梦。

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为了避免大国间重大战争，为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福祉，每个热爱和平和祖国的中国人，都有应自觉承担起促进中国科技、经济、文化、进一步繁荣；政治进一步文明、中国军队装备水平可持续大提升的共同责任和义务。

“君子豹变”，源自《周易·革卦》：“大人虎变，小人革面，君子豹变”。君子豹变，是在社会大变革中，选择自我战略定位的冷静哲学思维。对中国当前和未来发展的认识，需理性、冷静、客观、全面。妄自菲薄和妄自尊大的定位，都有极大危害性。尤其是，若坚持妄自尊大的立场，急于“虎变”登基、称霸称王，则极易失去朋友，陷于“八面树敌，四面楚歌”的战略孤立。面对大变局，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大勇气，还更要有大智慧、大襟怀、大定力。

主要参考资料目录

第一章：部分参考资料：

?《孙中山——壮志末酬的爱国者》（韦慕廷）；

?《孙中山传》；

?《孙中山年谱长编》；

?《宋庆龄全传》；

?《孙中山北伐与梧州》。

第二章：部分参考资料：

?《旧中国的工商金融》；

?《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宋子文大传》；

?《张学良大传》；

?《孙中山大传》；

?《张静江传》；

?《冯玉祥传》；

?《蔡元培传》；

?《吴稚晖传》；

?《国共关系史略》；

?《北伐战争》；

?《北伐战争史》；

?《蒋介石日记》；

?《蒋介石传》；

?《蒋介石研究》；

?《汪精卫传》；

?《戴季陶传》；

?《张静江传》。

第三章：部分参考资料：

?《桂系纪实》；

?《李宗仁传》；

?《李宗仁回忆录》；

?《冯玉祥回忆录》；

?《汤恩伯传》；

?《汤恩伯史料专辑》；

?《白崇禧传》；

?《白崇禧回忆录》；

?《李品仙回忆录》；

?《山西王阎锡山》；

?《阎锡山回忆录》；

?《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

?《阎锡山日记全编》；

?刘峙《我的回忆》。

第六章：参考资料：

?《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野战军后勤史》；

?张安山：《华东野战军在新区如何筹粮》；

?《党史博览》4.9。

第四章：部分参考资料：

?《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

?《江西党史资料》；

?《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年——年）；

?《红色账簿-》（马祥林）；

?《六大以来》；

?《回忆中央苏区》；

?《徐福祖回忆黄陂肃反》；

?《现代史料》第四集；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

?《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选编》（上、下）；

?温时明《中央苏区时期粮食工作概况》；

?何伟福《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经济述论》；

?于伯流、何友良《中国苏区史》；

?《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

?邱明华《中央苏区四次重大筹粮活动的成效、措施及启示探究》；

?《海陆丰革命根据地》；

?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

?《赣南革命三十年》；

?《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

?《东固革命根据地史》；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

?《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史》；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

?《肖克回忆录》；

?《一个西方传教士的长征亲历记》；

?《土地革命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湖南、福建、江苏、湖北、安徽、广东、广西等）；

?李一氓《模糊的荧屏》；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变奏——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瞿秋白传》；

?《瞿秋白文集》；

?戴向青、罗慧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

?《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选编》；

?《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

?《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

?《闽浙赣苏区的经济建设述评》（陈群哲）；

?《赣东北苏区档案史料汇编》；

?《赣东北革命史》；

?《江西文史资料选辑》；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史料选编》；

?《湘鄂西湘鄂川野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摘编》；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财政志》；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

?《海陆丰革命根据地》；

?曹菊如《回忆中央苏区》；

?童小鹏回忆录《老小离家老大回》；

?《任弼时传》；

?《贺龙传》；

?《邓中夏传》；

?《曾山传》；

?《陈正人传》；

?《朱德传》；

?《陈毅传》；

?《毛泽民传》；

?《武夷赤子——刘国兴》；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抗战苏联对华贷款和军火援助》（百年潮，4年11期）；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苏联援华贷款的总额笔次，时间的考证》（徐碧晏，中国社会经济研究，2,（1））；

?《二战苏联援华物资清单》（道客阅读）；

?罗重一、张楠《共产国际对中共领导的抗战的援助》；

?《中共党史文献选编》；

?《中共中央华中局》（文献）；

?《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

?《晋冀鲁豫边区史料选编》；

?《延安保卫战》；

?《毛泽东年谱》；

?《彭德怀传》；

?《陕甘宁边区经济史研究》；

?《八路军发展史》；

?《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

?《山东解放区的土地改革》；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

?《张闻天传》；

?《全国解放战争史》；

?《李雪峰回忆录》；

?《第一二〇师陕甘宁晋联军抗日战争史》；

?《边区农业环境》；

?《边区经济情况简述》；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

?《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年》；

?《陕甘宁边区经济史研究》；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

?《抗战时期陕甘宁经济史稿》；

?《新四军七师暨皖江抗日根据地简史》；

?《第一二〇师陕甘宁联军抗日战争》；

?《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华北的进入和发展-兼谈抗战初期的中共财政》（黄道炫）；

?《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

?《晋绥根据地资料选编》；

?《晋绥革命根据地史》；

?《晋绥革命根据地大事件》；

?《兴县革命史》；

?《兴县老干部回忆录》；

?《兴县文史资料合集》；

?《毛泽东选集》（1-4卷）；

?《年，延安对话》（美国，华森）。

第五章：部分参考资料：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

?《红军长征在藏族地区及其当代启示》；

?《贺龙传》；

?《任弼时传》；

?《红军长征过马尔康》；

?《红军长征在四土》；

?《四川少数民族红军传》；

?《红九军征战史》；

?《红四方面军纪实》；

?《红军长征纪实丛书》；

?《中央档案馆，红军长征档案资料选编》；

?《四川藏区的红军故事》；

?《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件纪编》；

?《红二方面军长征纪实》；

?《红军长征回忆史料》；

?《重走长征路》；

?长征日记（陈虎、肖锋、张子意）；

?《炉霍县概况编纂资料》；

?《中国纪事》（李德）；

?《西行漫记》（斯诺）；

?《甘孜文史资料》；

?《甘孜州志》；

?《长征在雪山草地》；

?《中共河坝州党史研究资料》；

?《聂荣臻回忆录》；

?《王平回忆录》；

?《红军长征在四川》；

?刘魁《红军长征途中的粮食经济问题探析》；

?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

?《红军长征在陇南》；

?田立军《年代中期川西北及康北红色政权研究》；

?《邵式平传》；

?张国焘《我的回忆》；

?《张国焘传》；

?《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

?《格达活佛》。

第七章：资料来源：

?夏勋成：《忆十兵团解放福建时的筹粮工作，党史资料与研究》，，第一期；

?《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野战军后勤史》。

第八章：部分参考资料：

?《解放战争史》；

?《济南战役资料选》；

?《济南战役》；

?《淮海战役史料汇编》；

?《淮海战役研究》；

?《淮海战役资料选》；

?原国民党将领《淮海战役亲历记》；

?《华中革命金融史》。

第九章：部分参考资料：

?《国共内战与中美关系—马歇尔使华秘密报告》；

?《马歇尔一失去中国》；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

?《抗战后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与赫尔利改扶蒋反共》；

?《孔祥熙与中国财政》；

?《抗战时期的蒋介石》（江涛）；

?《南京政府崩溃始末》；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战略措施研究》；

?《南京政府崩溃探索》；

?《黄炎培传》；

?《旧中国的工商金融》；

?《宋子文大传》；

?《孔祥熙大传》；

?《国共关系史略》；

?《毛泽东年谱》；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

?《毛泽东选集》（三、四卷）；

?《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的经济备战》（抗日战争研究47）；

?《国民政府财政金融税收档案史料——》；

?《民国财政思想史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金融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情况资料》；

?《上海金融志》；

?张嘉璈《通胀螺旋》；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

第十章：部分参考资料：

?《毛泽东与斯大林朝鲜战争》；

?黄伟民《解放战争中，苏联给了中共多少援助？》；

?《中苏贸易史资料》；

?《战后东北接收交涉记实：以张嘉璈日记为中心》；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国民经济》；

?《中苏经济贸易史》；

?《中国炮兵传奇》（解放军炮兵发展历史及实战记录）；

?《中共党史资料43：苏联红军进驻旅大十年》；

?《近代史研究45：抗战苏联对华贷款和军火援助》；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对华军事技术援助》（百年潮，4第11期）；

?《苏联对华军事教育援助——》；

?《抗美援朝战争史》；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

?《中国海军史》；

?《中国海军百年全书》；

?《中国空军百年史》；

?《中国空军百科全书》；

?《革命战争后勤史》；

?《志愿军》。

（1年，“七一”前夕，北京）

校对：余小平

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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